无奈的寻觅无奈的环境。

    一个从偏远山乡走出来的农民，到达了一座陌生城市，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举目无亲，说有认识的人，也只是叫他一起出来打工的一两个老乡而已。他可能对城市的高楼、商场、车水马龙的汽车和不夜的灯光感到新奇和热闹，但这种感觉过后，便马上会感到孤独与寂寞。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工作，他口袋里所带的钱就立马对他提出警告，他于是会用饥饿的眼光看着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看着那些经常光顾饭店、卡拉ok厅的有钱的城里人，会心想为什么他们有那样的好运，整天不工作也吃得好穿得好，而“我”却一无所有？

    不懂得交通规则，他们到了城市后不会走路；不懂得人情世故，他们无法也不会送礼走门子找工作，只得在黑劳务市场上傻等；他们缺少文化知识，也没有专职技能，不会找到既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他们更没学会在劳动中保护自己——不知道机器、药水还会吃人；他们只知道自己服从老板，却不知道向老板要求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要签个什么劳务合同，因此干了一气后往往连工钱也没有着落；他们不知道拿不到工钱应该怎么办，只有一根筋地爬上塔吊高楼寻死觅活；他们最盼的是春节回家与家人团圆，同时也怕春节时回家，为买一张站着的火车票得跑几趟车站、排几次长队；他们说他们死得起却伤不起，万一弄得终身残疾，三辈人（父母、自己和子女）也就贫苦不尽了……

    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工，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向外迈出的第一步开始，注定是艰难的、坎坷的。

    让我们走到郊区、建筑工地，或者是熙熙攘攘的菜场，以及民工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北京地区民工的生活与工作状况。

    第1个故事：北京建筑工地一瞥。

    2003年6月11日下午，一位叫肖方的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万柳中路南一个建筑工地，对这里的民工群体作了采访：“这一带的写字楼、住宅都很漂亮，据说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万元。民工们住的地方是工地后面一座灰蒙蒙的已被废弃的二层小楼，与一般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相比，条件还算是好的。这个工地被围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出口，平时锁着门，且有专人把守。记者来到时，恰好有几个民工要进去。记者跟着进去，门卫问有什么事，记者谎称是附近的学生，想进去看看。门卫没说什么，放我们进了门。院内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与周围华丽的高楼大厦相比，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民工是这里的电工，他把记者领到了民工们住的屋子。刚到门口，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异常昏暗，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床，双层的，一共有10多个床位。门后一个小小的饭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饭盆。屋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地，整个屋子只有后墙上一个很小的窗子。屋里惟一的“电器”是房顶上一个5瓦的小灯泡，就是这个灯泡，到了晚上还不亮，工人们说，电都用来施工了，所以就不给他们住的地方送电。

    床上躺着几个人，还有三五个人围在一起打牌。见到记者进来，打牌的停手了，睡觉的人也从床上爬了起来。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屋子里，热不热？听记者这么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怎么不热？现在都热得睡不好了，到了伏天可怎么过？还不得活活把人热死啊？

    没有风扇吗？一个叫周兵的小伙子指了指头顶上那只5瓦的灯泡说：没有电啊，风扇用手摇动？30来岁的周兵来自苏北农村，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在老家种地。

    屋子夏天热，冬天还非常冷，屋子里没有暖气，发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他们调侃说：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靠抖。记者注意到，床上堆放的被子质量很差，又脏又薄。尽管各方面条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说，只要一想到妻儿他就很幸福，平时干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靠他养活，就又有了力气。

    “这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上工（冬天一般6点上32），11点半下工。1个半小时吃饭，1点上工，晚上7点下工（以前是6点半），如果赶进度就加班，但没有加班费。“来自于安徽毫州的朱师傅说，他是综合队的，什么活都干，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经常干到晚上10点以后。朱师傅家中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农村务农，三儿子今年19岁，小女15岁，都是小学毕业，现在两人已在广州打工好几年了。家中只剩老人和妻子。朱师傅说：除非家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农忙和春节也不回去。

    平时下了班出去逛逛吗？记者问。没时间逛，也不敢出去乱逛，见了公安就躲着走，因为他说逮你就逮你。暂住证？管什么用？拿来一把就给你撕了，还逛什么？朱师傅说。一般被抓住，就遣返回当地收容所，然后让家人拿钱来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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