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像王郁昭、陆子修这批中层及基层干部，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发现农民对“大呼隆”早就失去了热情也失去了信心，包产到队的地方不如包产到组的地方积极性高，包产到组的地方不如包产到户的地方积极性高，讲究实惠的农民要的就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样一个结果，要的就是“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断十块头”这样一个企盼。

    通过调查，滁县地区向省委提交了一个《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报告》，前一届的省委领导看了之后很反感，批评滁县地委是“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名，抵制大批促大干，抵制农业学大寨”。万里等人看了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要他们组织几百个人撰写几十份调查报告，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小册子报送省委参阅……这就是说，省、地、县干部和农民都想到一块去了——要尽快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正是这种天时、地利与人和，给了小岗村农民有这样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

    那么，小岗村的这种承包制实行后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就在这年的10月下旬，王郁昭和陆子修等人来到了小岗村。时值小岗村喜获第一个丰收的金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串令人惊喜的数字：全队粮食总产13.2万斤，比上年增长6倍以上，18户社员有12户收了万斤粮；全队油料总产3.5万斤，超过了合作化以来20多年油料产量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高了6倍多；从1957年以后23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3万斤，超额完成任务7倍以上；交售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80多倍。

    这是一个先兆，从此，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不推自广，成为农民追求致富生活的第一个浪潮。

    尽管中国的地名都喜欢用一个“阳”字，毕竟仍然具有某种巧合的寓意：“农业学大寨”是昔阳县，而“联产承包”则是在凤阳县。昔日的太阳已坠落，今日的太阳却像凤凰一般在飞升。

    对于小岗村来说，这一步险棋是下对了，是值得庆贺的，半年之中他们有了根本性的转机。但是，这仍然掩饰不了农民的极度贫困，乍看起来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但只要我们看一看数据就明白了。

    同样是1978年这个年份，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1.8亿元，每人平均只有537元，比同期全国人均收入的585元低48元，财政收入1741万元，人均5.1元，比同期全国人均59.4元低7.3元。其时，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人均只有513元。这在宝安县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村落，但相比于几百米外的香港较寮村，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那里的人均收入早已高达7.8万港元。

    而小岗村呢？还不如那个深圳的罗芳村，它在承包前是年人均收入20元，承包后为311元，比起罗芳村还少200元钱，比起香港的那个较寮村，差距竞达到了250倍。

    就如同田径中的百米短跑，不可能无限提高速度一样，土地的产量也是有限的，即使能把粮食产量再增加10倍又如何？不过是3000元的年收入，还仍然跳不出那个穷圈圈，所以，光是在土中刨食吃不会让农民富裕起来。

    不仅如此，加上吃皇粮干部的不断增多、干部政策水平的低下和天灾人祸的不断，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诚如李昌平报告上所描写的，农民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走向了贫困化。

    就是这个小岗村，最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有一位叫高峡的记者最近访问了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面对记者无限感慨：“我们是一步跨过温饱线，25年未进富裕门！”

    “为什么小岗村被挡在了富裕门外呢？我们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一二。上面是这样帮助小岗村的：省财政拨了200万元专款，为小岗村修了8公里柏油马路，以便领导视察；在村头修了牌楼，以显气派；县里专门为小岗村布置了一个展览室，并代写好解说词；还在村头修了十分整齐的院墙，把一些破破烂烂遮挡起来，以免影响观瞻……而惟独省里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的计划，却没有人督促落实，成了一篇空文。

    “20多年来，应该说上面为小岗村没有少忙，但一直都忙在‘包装’小岗村这个典型上，以增加‘政绩’的‘亮点’，没有把功夫下在发展经济上。结果，小岗村被‘牌楼’‘展览室’、‘院墙’……挡住了视线，既看不到自己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也看不到外面的大干世界，成天陶醉在‘当好典型’、‘迎接参观’的满足之中。改革锐气被‘包装’疲了，自强精神被‘包装’软了，以至于今天还有村民质问记者：‘既然小岗村贡献那么大，国家为什么不托我们一把呢？小岗村上去了，大家面子才都好看啊！”

    看来，放农民外出打工，靠自己去挣钱，实在是一条惟一的出路。

    基于这种渴望，也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可能性，因此农民逐渐从西部、中部走向沿海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中国民工潮”。

    据《湖北日报》记者王溥认为，中国的民工潮大体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副业型：打工族的原始态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头脑和思维，一些具有经济意识底蕴的农民，开始在土地之外寻找致富契机。这个时候的打工行动，只是农民在种好责任田之后的一项副业。

    搞副业的人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这和今天民工潮涌向沿海地区恰恰相反。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属于单干。当时，以温州地区为代表的江浙人尤其热中于搞副业，他们成群结队离乡背井，在大江南北修路建桥，修鞋补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人开设的眼镜店、理发店、钟表店几乎布满了内地的每个角落。福建和广东人在内地的“副业规模”也越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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