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什么叫做“二元结构”呢？那就是城市是一个范畴，农村又是一个范畴，两者是半闭锁的，相互之间不能有自由的流动。由于城市里的人生活水平高，城里人当然不会自动跑到乡下去，而乡下人也不能无缘无故进入城市，说声想要变成城里人就成了城里人。

    这种体制自新中国建立始就初步确立，以后又不断巩固完善。这种完善被人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城市居民户口制度的确立，困难时期布票、粮票、油票的发行等等。一个人从这个城市调到那个城市，首先就得迁户口和油粮关系。没有了粮油关系，寸步难行。

    记得那是1960——1962年，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30斤粮票一个月根本就不够这些长身体的青年人吃。更何况由于食堂做馒头时不够分量，一个月能吃到20多斤就不错了，那一两一碗的稀饭，可以照出人影来。同学们吟打油诗道：“远看好像西湖水，鼻风吹起两道沟”。到了月末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就只得卧床休息或者冲杯酱油汤顶饥，那时候最“幸福”的就是精神会餐，大谈吃红烧肉的滋味。

    而农村人呢，没有城市户口，是绝对不能到城市里来居住的。例如你一个农民要到某个城市里去，必须到乡政府里去开通行证、证明信，如果没有，城市公安部门就可以把你当成盲流，先抓起来，关上几天，再押送回农村。不管是贫与富，也不管是天灾与人祸，农民始终被限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年到头靠天吃饭，靠运气生活。如果天公不作美，如果乡村干部没有人性，农民就非得在当地受屈受罪，哪怕饿死冤死在这块土地上，也难于解脱。

    钱钟书先生把婚姻比作“围城”，有些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要冲出来。而中国那时的二元结构是一种真正的围城、围乡，城里的人固然不想冲出来，乡下的人就是想冲出来也受到严厉的制止。

    二元结构增加了秩序，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在建国初期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正是它太“秩序”了，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缺乏了交流而减缓了社会的发展。

    过分秩序与过分混乱是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上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个地方，即“混沌的边缘”的相变阶段上，才会使社会得以快速的进步，又不致于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阶段既稳定到足以储存信息，又能快速传递信息。这是具有自发性和适应性的生命的系统，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系统。

    二元结构让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两个“生态环境”中生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两种生活状态，两种社会特征，以及巨大的位差，当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都与二元结构有关联。

    一是“三农问题”突出。农业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农产品市场容量小、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和医疗条件差，欠账多，根本改善的困难度大。

    二是城乡差距大。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社会商品零售仅占37%。农村购买力低，造成内需不足，难以形成城乡经济的相互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幅度之比为3：1，且差距呈扩大趋势，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城乡差别大，形成城乡居民多项不对称：获取信息、生产发展能力、收入水平、就业安排、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福利待遇、防病治病、保险保障水平等均不对称。

    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农村，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积累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协调。

    四是要素流动配置不尽合理。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少，发展要素和资源从农村净流出，占全国大面积的不发达农区，得不到金融支持，影响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五是农民实际上不能完全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农业人口求学、参军、招工、转干、退伍安置、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自由迁徙，不能享受公平的受教育权、迁徙权、就业权等等待遇。（《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基本特征分析》张忠法执笔）。

    在长期的“围城”与“围乡”的结构里，各自都在封闭式地发展，加上我们在政策上对城市的优渥和对农村的忽视，造成了很大的各方面的位差。比如，说到城市人与农民的收入，平均城市的人收入3块钱时，农村人才收入1块钱，如果考虑到福利、教育与保险等因素，则可以扩大到6：1。即当城里人一年下来拿到6000元钱时，农村人只拿到1000元。

    这种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据经济学专家说，像英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是靠着掠夺海外殖民地财富、海盗行径抢占其他国家船队获得的。而中国却不行，中国是通过内部的积累来建设我们工业化的。这种积累的方法就是通过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约积累了8000亿的财富，完成了工业化，这实际就是亏欠了农民兄弟8000个亿。如果继续这样亏欠下去，农村就永远无法取得大幅度的进展，农民的贫穷就还将长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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