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处,改变着一个人的气质甚至于思想。
在船上,船长被称做“老板”。大副地位次于船长,是驾驶部的行政领导。轮机长俗称“老轨”,是轮机部的行政领导。初听船员叫轮机长“老轨”,我们还以为是“老鬼”,惊讶怎么敢当面骂人?时间长了才知道,“老轨”是轨道的“轨”。水手分为一级水手和二级水手,简称一水和二水。一水又叫“舵工”,二水是带缆绳的普通水手。轮机部相当于一水和二水地位的叫“机匠”和“加油”。我和曹志高从最低的职位做起,我是“二水”,曹志高是“加油”。
“加油”曹志高每天要值班照看电机。封航中电机的噪音与开船时主机的轰鸣比起来温柔多了,简直就是摇滚乐比小夜曲。但即使是小夜曲,整日在耳边唱也是不好受的。何况机仓是在暗无天日的甲板下面,听着嗡嗡的噪音又见不到阳光,一天八个小时坐下来真够他瞧的。与曹志高相比,驾驶部的水手值班就阳光多了。我可以坐在驾驶台里听音乐,也可以在船头船尾到处晃悠,享受着非人类文明所能给予的大自然的馈赠。
船上好玩的事儿不少。有些事其实也谈不上好玩,只是空虚寂寞无聊中瞎胡闹,见惯了也就腻歪了。但是对于才上船的我们来说,还是新鲜刺激大于乏味可鄙。有一天,我去浴室洗澡,浴室里蒸汽很浓,正在外间脱衣服,忽而听见里面淋浴间传出噼噼啪啪的拍击声。惶惑中听得有人暗声叫道:
“大!大!大!”
另一个声音嘲笑道:
“嘁!你那鸟,毛还没扎全,能有多大?”
我探头一看,原来是在交通艇上见过的那两个船员,一个姓毛一个叫做邓竹友的,着全身,在莲蓬头下一边冲洗,一边比赛ygjg的大小。
雾汽朦胧中,只见小毛佝腰挺胯,双手背在后面,胸大肌和腹肌一块块清皙可见,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他的裆间撅着一个挺然翘然的家伙,狗子似的绽开红赤赤的顶端。他还嫌不够粗壮长大,两手在背后拍着,给它增加后劲。
邓竹友手上拿了一根稻草,比量小毛yngju的长度和周围。嘴里叨咕着:“不行啊,兄弟!比老哥我还差一火。”
小毛不服气,拧着脖子翻着白眼,说:“你作弊了。你作弊了。”
邓竹友掐着稻草上一个痕迹说:“我在这儿,这还有假?”
他们听见响动,一齐抬头看见了我,喜不自胜地说:“新来的,来的正好。你来做个裁判。”
我没想到这里能有我什么事,迷糊地问:“裁判什么?”
小毛说:“我跟老邓比大小,你来比量评判一下子。要公正!小的给大的输一包阿诗玛。”
我正为难,这时门扇“哐”地一响,又进来一个人。邓竹友探出头去,叫道:“图老轨,你来评评,毛刚扎全的小鸟还想充棍呢!”
图老轨打量了一眼小毛腹部旺盛的黑毛,像一片黑色的火焰快要烧着脐部了。图老轨说:“老邓哪,要说毛你可比他稀啊,还黄不拉叽的。”
老邓听了这话,精神头萎顿下去。再也不提赌一包阿诗玛的话头了。我们四个人一边享受着让热水冲刷身体的乐趣,一边听图老轨瞎扯。他说他年轻时,有一天船泊狼山,晚上放小艇回家,次日清早就要回船。那天晚上他跟老婆一连干了九回,早晨醒来正要起床,老婆连声呼唤他的名字,说:“良宝,良宝,再干一壶,凑个十全十美吧。”他一翻身,又骑了上去。
邓竹友不相信:“你那又不是铁打的,想硬就硬得起来啊?”
图老轨说:“我有技术啊。我把拧啊拧啊,拧成个螺丝,摸准老婆的门道,一放,哧溜就钻进去了。”
“高,实在是高!”小毛学着电影里鬼子的腔调,竖起大拇指来对图老轨比划着。
我笑得差一点儿岔气了。
我把看到听到的说给曹志高听,曹志高捂着嘴笑,说这有什么稀奇,我见过的比这还可笑呢。他卖关子似的没有马上跟我亮宝,其实我也没心思打听。这种格调跟我的精神生活有着极大的距离,让我一时有一种不真实的梦幻般的感觉。
冬季的阳光静静地照耀在浩瀚的大江上,给平缓流动的江水铺上一条金鳞闪亮的锦被。船儿仿佛睡着了,大地也睡着了,河流的波浪出均匀的呼吸。天地间只留下几只沙鸥,飞舞在船尾的水面上,随着波浪起伏做节奏一致的上下翩跹。它们啾啾的叫声,使世界显得倍加安宁。
我搬一把折叠椅,坐在船尾的甲板上。反转身来让椅背抵着胸脯,躬起身子在膝头上写一种叫着“诗”的文字。在这样一个无风的午后,暖和的阳光晒着我的背,机舱里传来电机嗡嗡的鸣唱,好像催眠曲一样。如果有一两句好诗从脑海里冒出来,这时我就兴奋地听见了沙鸥的叫声。
放眼望去,不远处的梅子洲上,从干枯的芦苇丛中飞起三两只野鸭子。逆光中,它们黑色的身影在天幕上划出优美的弧线,好像要巡视一下自己的领地似的。当看见一切正常,它们又盘旋着飞落于参差错落的芦苇丛中去了。
有风的日子,大江上的空旷仿佛借给风力一双长腿,没有关紧的舱门又给它添了一条嗖嗖作响的鞭子。甲板上是耽不住了。这时,我就坐进驾驶台,关紧左右门窗,不留一丝缝隙。长驱而过的风在了望窗的扫雪器上刮出细长的忽隐忽现的嘶音,反而增加了舱里静谧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下读书倍感乐趣。
驾驶台里有一只高脚椅子,椅面齐胸高,开船的时候有船长或大、二、三副之类的船干坐在上面举着望远镜了望,喊出威严的舵令。封航的时候驾驶台上用不着船干,让我这样的小水手也有机会坐在高脚椅子中,将脚搭在离地一尺高的横档上,大腿翘二腿,其乐融融地读着小说或诗歌。
这样的场景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一个美丽飘渺的梦境。又好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汉子梦见一枕黄粱。它使我相信,哪怕再暗淡的生活也有美的存在。更美的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受到文学熏陶。
我记得当时最为流行的诗句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而我最钦佩,以为写得最精辟而又精悍的诗句是: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样的句子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精彩!它们给人思辩的力量和口齿上的快感更甚于文学的感染。换句话说,我对它们佩服却不甚感动。最让我动情并体会到文学魅力的,还是诗人舒婷的《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阴重复单调的歌曲;
……
读这诗给我莫大的喜悦。虽然后来有人评价它有点儿媚俗,或者说它脱胎于裴多菲的一诗。但是说什么也无法抹杀彼时彼刻,我从中得到的美感和快乐。我那时非常崇拜舒婷,觉得她写得简直好极了!连她的名字都让人回味再三,含英咀华:舒――婷――!听听,多么美妙,像夜莺一样。
除了中国诗人的当代作品,我还从家乡的同学那里得到一本无头无尾的黄的诗集。不仅没有封面和封底,前后都少了许多页。一上来就是那些灼热而抢眼的诗行,整齐的诗行读来像歌谣一样富于节奏感,其中关于爱情的咏叹令我心潮起伏。那本书像一团用旧的棉纱那么柔软泛黄,装订松驰,纸张酥脆,中间还有几张旧的水彩插图,给那些诗增色不少。几年后,当新版的《海涅诗选》出版,我才知道那是一本旧版的不知什么年代出的海涅诗集。
对海涅的爱好不及我对裴多菲的敬仰。裴多菲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小诗尽人皆知。更令我欣赏的是,电影演员达式常朗诵的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那诗给了我巨大的感动――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的游来游去。
……
达式常的朗诵令我整个身心为之震颤。因此,后来在上海的书店里,看到有上、下卷的《裴多菲诗选》上架时,我一见书名,毫不迟疑地买到手里。
无论是裴多菲、海涅还是舒婷都给了我美妙的文学享受……
尤其是舒婷,她让我觉得文学不是贵族殿堂里的凌霄花,而是寻常人家篱笆上的牵牛花。那种蓝色的小喇叭一般开放的牵牛花,连放牛娃都可以任意摘取。出于感恩的情愫,我甚至给自己想好了一个笔名――舒鸿。幻想有一天,我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鸿雁舒展自由地翱翔在文学的天地之间。
太阳沉落了。天空中飞来无数的蝙蝠,仿佛是从那一片苍茫的芦苇丛中钻出来的,它们在江面上翩翩飞舞,渐飞渐近,竟像一些硕大的黑蝴蝶,翻动在天色微冥的紫色霞光中。偶尔有一只大胆的,飞得那么近,张开双翅在我眼前掀风,正对着西天最后一抹亮色。于是,便看见那张开来的清晰的筋骨和半透明的皮翼。只见它欣欣然,卖弄风马蚤地一拧身,打个折儿,钻进远处的一群里,分辨不清了。
兀自沉醉中,忽然有人从身后猛推了我一把,好险要从驾驶台外的舷边飞出船外。一个声音在我耳边炸响:“哈哈,又做白日梦了。”
我吓出一身冷汗,回头见是曹志高,说:“捣蛋鬼,没得命哦。”
曹志高抱住我说:“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酿屎――。”
“去你的!你才酿屎。”我骂道。又问:“找我干嘛?”
曹志高嘿嘿笑,说:“还不快谢我。”
我说:“弄什么鬼?有一出没一出的。”
曹志高说:“我跟船干们诉苦,说我们吃咸菜疙瘩吃伤了,也没个犒劳,就想回家打牙祭。轮机长同意放我几天假。正好邢大副也在,我帮你求情,邢大副也同意了。我们可以回家啦。”
我说:“小猫咬尾巴,自吃自。反正一年就那么52天工休假,早休晚不休。有什么可高兴的。”
曹志高小声地对我说:“你不知道,封船期间休假是可以通融计算天数的。傻瓜!”
我听他这样一说,才真的高兴起来。说:“你说的当真?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看看,看看。”曹志高点着我的鼻子:“一说到回家,沉不住气了吧。”
“你不也一样!”我在他肉墩墩的胸脯上回敬了一拳。
两人同时爆的大笑,把一只黄嘴黄爪的白色鸥鸟吓了一跳。它“啾”地叫了一声,身体一翩,赶紧离得我们远一点儿。
第三章
第三章
江南的雪可真难得啊,尤其是下了不马上化掉的雪。一年之中也就那么一两场吧?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正赶上这年冬天的头一场雪。它给我的行走造成麻烦,可我还是很高兴。我提着长航南京分局的火狐色小皮箱在雪地里一步一滑地朝家走着。
来到自幼熟悉的我家门前的小街,街道两边是萧索的法国梧桐,粗壮的枝干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连树上悬挂的毛毛果都变成了白色的。街道中段有一颗臭椿树。臭椿树的枝叶与香椿树一般无二,应该是孪生兄弟,然而禀性却炯然两样。每年的春天香椿树芽是上品佳肴,而臭椿长得虽和香椿一样,却不可食。在这株臭椿树的下面,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油毛毡搭的檐篷被大雪压得有几分变了形的样子。
走过收购站不远,我遇见一位初中女同学。
她穿一件碎花的布面小棉袄,脖子里结着一条薄纱巾。虽然朴素,却掩不住育成熟的年轻身段。她迈着小鹿一般弹性步子迎面走来,有无限青春活力蕴藏在她窈窕的身体里。那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华丽取代了外表物质上的简朴。我不禁想起高尔基小说里的一句俄罗斯民谣:“十九岁的姑娘,戴什么帽子都漂亮。”是啊,她穿什么衣服都掩不住她的青春魅力。
“啊,焦玉茭――”她的美丽宛如太阳眩晕了我的思想,刹那间,我几乎失忆到没能及时叫出这个名字。
“杨光,你回来啦。”她一张嘴,红红的嘴唇里露出一排晶莹如玉的牙齿,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动人的皓齿。
“是啊,你现在在哪?”
我初中毕业考上南京河运学校,她是知道的。她上了高中,应该没考上大学,以后就不知道了。从她的神情里,我明白我问了一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她有点儿难为情地指了指我身后的废品收购站,小声说:“我顶了妈的职,就在这儿上班。”
她那血色鲜丽的脸庞因为羞涩变得更加红润,红得像喷薄欲出的朝霞。
我虽然为自己的愚蠢问题万分抱歉,但它无法与我的兴奋和快乐同日而语。我像喝酒喝得微醺的马车夫那样舌头打结、语无伦次:
“好的,好的。”――也不知道好得什么。
头脑在这一瞬间好像失控的飞车,又好像抽空了的真空。因为想不起来更多的应酬话,也没有勇气伫足攀谈,我们就这样相互擦肩而过。走过去之后,我几乎本能地回头张望,现她也正巧回过头来。这一刹那的惊心有如被一只七叉犄角的雄鹿顶了。看见她急忙扭回头去,我难以收住自己的视线。她回凝眸的那个镜头在我心中定格,我突然体会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情意,它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洪水漫过了我的头顶。
焦玉茭,这个名字因为咬口,给我们才上初中的新鲜劲儿增添了一份快乐。放学的路上,三四个顽皮猴儿跟在她的后面,领头的大宝说:一、二、三,大家一齐在嘴里嚼她的名字,“焦、玉、茭!焦、玉、茭!”像吃一个津津有味的东西。焦玉茭像受惊的小兽那样,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又好像一条壁虎贴着校园的围墙往前紧走,拐过一个弯,迅地一溜烟逃走了。等我们来到拐弯处,看见她已经跑得只剩下一个背影儿。
初中三年,除了刚开始嚼她的名字玩过,焦玉茭并没有真正引起我的注意,她像一颗小草,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那时候,男孩子还没有育,女孩子育了也并不显山显水。暑假里办学习班,我们因为家住的较近,分在一个小组。在大宝家做作业,我伸懒腰时一出手,触到一团柔软,那是一种触电的感觉,好像用拳头劝面,面团对拳头的反作用力很强。我心知有异,回头见是玉茭,手上拿着一个本子,恰巧凑上来问一道题,饱满的胸脯被我无意中捅了一下。她轻轻叫了一声,并不是呼痛,而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娇羞。望着玉茭双手呵护在胸前,满面绯红的样子,那一刹那,我只觉得心头鹿撞,嗓子里一阵腥甜。青春的头一次感动大概就是这样生的。只是我们都还不懂,这件事做为一个意外插曲,像一道闪电没有点燃篝火,也没有带来倾盆大雨,在暗夜里忽闪了一下,就过去了……
入夜,我在自家的小床上辗转反侧,反复回味白天遇见玉茭那难忘的一幕,连带把多年前的往事都翻检出来了。缘分哪!回来后遇到的头一个熟人就是她。要不是这场邂逅,我差不多已经把玉茭给忘记了。雪地上的粉红色纱巾是那样轻盈,像一团火苗儿燃起了我对玉茭的满腔热情。我春心难捺,伏在枕头上写了一封情书。第二天一早揣在怀里,等待着找一个机会交给她。
这个机会说来就来了。
晚上,我拿着白天买好的票去看电影《玉色蝴蝶》,在前往人民会堂的小街上突然现了玉茭。焦玉茭和另一位女同学谢宛儿挎着膀子,亲亲热热的朝前走。谢宛儿初中毕业考上师范,此时已是小学教师。她也很漂亮,像一粒翠绿的豌豆儿那么饱满鲜艳。她们俩人都是我们班上的美人胎子,但是性格不同,美丽风格也各有千秋。玉茭是内向的含蓄的,朴实的小棉袄和红纱巾,就像裹着一层层皮叶顶着红穗子的嫩玉米;谢宛儿是外向的开朗的,好像一粒铜豌豆,一旦成熟就非爆裂出来不可。多年以后,我曾想过如果我最初的选择是谢宛儿,而不是焦玉茭,结局也许会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吧?
当时的我是不可能做这番比较的。我那时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玉茭的渴慕之中,眼睛里就只有她这一个太阳。
她们两人也是去看电影。我紧走几步就撵上她们。尾随着又盘桓犹豫了几步,心里构思着好几种搭讪方案,快要到达人民会堂前的广场时,广场上耀眼的球形灯给了我勇气,(这么说其实是一种溢美之辞,事实上黑暗已经藏不住我,再不搭上话,等她们现我跟在后头就尴尬了。)我终于向她们开腔了。想得很野,话说出口却是平庸,也老实得紧。
“你们,也去看电影吗?”
“是啊,你回来啦?”
“我也来看电影。”
“玉茭说你回来了,我还不信呢。”
“啊,回来了。回来了。”
当谢宛儿这么跟我对白的时候,我的目光时时瞟向玉茭。玉茭露出非常晶莹洁白的牙齿朝我无声地笑,她的眼睛好像是会说话的,但是有谢宛儿跟我搭讪,她就不吱声。说话工夫,我们登上人民会堂前的台阶。我前了,她们落下一级并排跟在我的后面。我跟她们继续白话需要侧过头来,横着上台阶。不想脚下绊蒜,趔趄了一下,玉茭惊呼一声:“小心噢!”我没等谢宛儿伸出的手拉到我,脚下一蹦就恢复了平衡。这个惊险动作并没有让我难堪,相反表现出我的灵活敏捷。三人都笑起来。来到检票口,谢宛儿问:你的票是几排几号?我的票在楼上一排,她们在楼下,检过票当然就分开了。
电影散场,影片里美好的爱情深深感染着我,也鼓舞着我,让我迫切地渴望实践自己的爱情生活。我冲出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来到玉茭她们回家必经的一个路口。路口有一排文化局办的电影画报橱窗,我就着暗淡的路灯光线摆出看那些图片的样子,其实在等她们。不一会儿,她们两人就相挽着走过来了。
我为自己的动机有些害羞,踯躅着不知如何开口。正彷徨间,她们已经先说话了,好像是两人同时叫我的名字,几乎分不出先后,从她们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欣喜,对我等侯在此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这使我免除了难堪的感觉。我高兴地回答了一声,然后便顺理成章地与她们走成一道,一道往回走。
嘴里说些不甚要紧的话,我的心里却有几分紧张。按照我想好的程序,我们三人中谢宛儿最先到家,接下来还有一段不长的路程,大约不到一二百米吧,留给我和玉茭两人。这一刻马上就来到了。谢宛儿有些恋恋不舍的和玉茭道了别,又朝我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然后消失在自家的巷口。
我和玉茭拐过一个弯,走过一段上坡路。谢宛儿的离开在我们之间突然造成一段沉默,这种沉默带着异样的惶惑,令人感觉既不安又充满希冀。在学校的课堂上我一向以言积极著称,可是此时我才知道我其实是个笨嘴拙舌的人。路实在太短,我几乎来不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就又到了分手的时候。慌乱之际,我连忙掏出在我胸口捂得热的那封情书,喉咙几乎沙哑地叫了一声:
“焦玉茭。”
玉茭明显地楞了一下,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信件杵到她的怀里。
“哦,”我听见她像被烫了的小猫那样轻轻叫了一声,颤着嗓音问:“什么?”
“信。”
她迅瞥了一眼那片白亮的对叠成巴掌大小的信件,一下子握过去。彼此的激动使我们再也无法多说一句话,就这样,两人逃也似的相互离开了。
躺在床上,我猜想玉茭一定极其惊讶。这样一个偶然的邂逅,怎么我随手就掏出了信来,而且这信就一定是给她的呢?带着这种莫名的得意,我揣度玉茭此时一定正在读信,想像着她读信时的模样,品咂信中每一句话在她心中可能引起的感觉,心里有一种在床上翻跟头的。
我的人生第一封情书是这样写的:
焦玉茭同学:
如果我的这封信冒犯了您,请您不要生气吧,您可以把它烧掉,或者再交还给我,我衷心恳求您原谅我的直率和鲁莽。
自从分别后我又遇到你,我的心总不能平静。为了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写着这些字的时候,我的心也激动的颤栗着,仿佛面临一场终身裁判。我们中学一同生活了三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俩同座时的情景。你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影相,她一直伴随着我的“流浪”生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直到我们这次见面,一种希望之火燃烧的更加炽烈、更加旺盛了。我渴望遇见你,可是一见你,我又心慌的像在怀里揣了只小兔,我觉得我真是可怜,可怜得要命。我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感情呢?我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呢?即使你根本瞧不上我,那也没关系。我的心将永远悄悄地想念您。
啊,但愿您不要笑话我吧。我一切都向您坦白了。如果这种坦白是可笑而又有罪的话,那我事先请求您的宽恕。您要知道,您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阳光、空气和清水。一个人有这样的生命价值,不是值得高兴的吗?
(晚上七时,我在市图书馆门前等你。来吧!)
爱您的杨光
1982年2月2日
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这封情书的底稿,它已纸张泛黄脆,我还将保存它,直到生命终了的一日。在我的故乡,chu女初夜所流的血称之为“元红”,它是人生第一次,有如嫩芽出土,幼蛾破茧。这封情书是我第一次向一个女子吐露心声,也是我少年情感的“元红”。那天晚上,我在心里一遍遍品味它,揣想玉茭对它的反应。自信起来我把自己送上了天,热度过去我又把自己贬入冰窖。
一夜颠狂,像害了一场热病。第二天清早,我踏着残存的积雪,赶在废品收购站开门之前来到那条小街上。我在两行法国梧桐的中间寂寥地踱步,眼瞅着它们举着光秃秃的枝条伸向天空,好像一群请求上帝怜悯的哑巴。冬天睡懒觉的人们还没有起床,小街上行人极少。可是玉茭马上要来上班,一定的。我必须见到她,马上。
我等不到晚上。与其再过上十二个小时,到市图书馆门前等候她来或不来的判决,不如现在马上就得到一个答复。我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这种迫切有一种火炭灼炙皮肉的热度,不把它拿开就解决不掉。
她是否接受我的约请呢?她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蓦然,她来了,还是穿着那件碎花的小棉袄,脖子里的纱巾在胸前飘成一小团火焰。想起昨晚递给她情书,我忽然感到十二分的害臊。真的,我的一生中从没有体验过这种令人生出甜蜜的害臊,过去没有,此后也不会再有。这种洪波涌起的害臊宛如昙花一现,刚刚绽放就老了。一个人一辈子顶多一次,下次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装装样子,人工降雨罢了。这就是初恋。
“你,来吗?”我激动的问。
“唔。”她唯恐我听不清,将头明白无误的点了又点。
我马上掉头跑开了,就像钻进彩云间的云雀一般。
晚上,我准时来到市图书馆门前。它与人民会堂离得不远,处于十字路口的同一象限,分别在两条交叉的路上。人民会堂那边亮堂、嘈杂,有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和来来往往的人流;转过街角,图书馆这边则幽暗、冷清,二楼阅览室虽然还亮着日光灯,在这样寒冷的冬夜却少有人来,道路上更是见不到人影。
路旁的白杨树修长挺拔,像一排刚刚入伍的哨兵争着向上提拔着身材。日光灯微弱的光线照着它们一侧,更显得枝干黑黢黢的,令人印象深刻。我在那排白杨树下踯躅了两个来回,从十字路口走到图书馆,再从图书馆走到十字路口,眺向人民会堂那边她有可能出现的方向张望了一回,正有几分焦躁,忽然看见她从我意料相反的方向,从一株白杨树的后面闪了出来。
“嗨!”她快活地喊道。
我一时脑筋急转弯,好像看见的是一个精灵。她一下子跳到我的身边,双手抱住了我抄在裤袋里的手腕。
“你迟到了!”我故作严肃地说。
“什么呀!人家等你半天了。”
“咦――,这就奇了怪了。”
“嘻嘻……”她笑,却不作解释。天知道她刚才躲在哪儿,在干什么呢!
我们斜穿过十字路口,往湖畔公园走去。公园里林子太暗,进去怕不太好,还要买票。公园门外沿着湖岸有一条蜿蜒伸展的水门汀小路,一面临水,一面是各种单位的围墙,足有好几华里长。偌大的湖面白亮亮的,看上去令人放心,我们就朝这小路走去。
玉茭问:“船上好玩吧?”
我说:“当然好玩。不过――”
“不过什么?”
“你要天天在船上就不觉得好玩了。”
“唔。”玉茭沉思地点点头,很懂事的样子。“那你们船叫什么名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的船名,还有――通讯地址。“下回你给我写信,就按照这上面写。”
“噢。”玉茭停下脚步,就着小路旁临水伫立的白色园球柱顶灯,看着卡片,煞有介事地念道:“长江两―零―五―七―”。
她咬准音一字一顿地念2o57,让我产生新鲜的感动。因为船员们习惯的音是“两洞五拐”,而玉茭念成了“两零五七”。她念“七”时的音色特别美、嘴型尤其好看,露出一排细小整齐的糯米牙。那种情态愈显得唇红齿白,娇憨可人。如果念“拐”,那就毫无美感可言了。这种印象宛如烙印烙在心灵上,终生难以磨灭。
长长的小路在前方引领我们,飘忽如一条玉带。这条湖畔小路妙在被围墙和湖水左右挟持,好似一条长廊。岸线弯曲有致,是流线型的,沿岸栽了垂柳。围墙割方成块,不同单位之间留下一些犄角旮旯,种了香樟。有几株陈年老树突兀在水门汀小路的中间来了,修路的时候没有将它们伐去,而是保留了下来。这条小路既幽静又不过于偏僻,成为恋人们约会散步的最佳去处。
我与玉茭的爱情,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初恋,在这条小路上缓缓展开。那种情形就好像一匹小猫打开了一个线团,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不知道哪里是头。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天刚下过雨。湖面开阔,空气湿润清新。老柳树干在路灯下闪着黑亮的光泽。小路中间那株合抱粗的老榕树,主干上有个树洞。我的双手从玉茭的肩上伸出去,撑在榕树干上,等于是把玉茭钉住了。我有一个请求,请她允许我亲一下,这个话题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恩准。她既不答应,也不摇头,低着下巴,眼睛含着笑意看着湖水,就是不肯抬头。我干着急上火,试了几次,怎么也够不到她的芳唇。我失望地放弃了进攻,幽幽地叹了口气说:
“唉,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吧!”
突然,一堵温软湿热的东西陡然贴上了我的嘴唇。我惊讶极了,一刹那不知道生了什么,脑子里好像电线短路,什么都来不及想。她的嘴唇带着一丝咸咸的滋味,好像一枚成熟的李子表面那层淡淡的白璞。那咸咸的滋味太新鲜,太突兀,实在令人感动,简直有点生猛。我刚要细细品咂,她的芳唇像一朵海葵那样翕然逃开了。
我贪婪地要求再来一次,好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真实地咂摸一下她嘴里那好闻的气息。玉茭笑着不答应,把头低得更深,目光逃避着我的追视。偶尔抬起眼来朝通向大道的路口迅地瞟一眼。不巧的很,那边可恼地走过来一对年轻夫妇。我只好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放开玉茭,跟她说说笑笑迎着来人走去。心里却忍不住一遍遍回放刚才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好像一场地震之后,需要有余震来不断地释放那种动能似的。
到了分手的时候,玉茭把一枚小小的东西塞在我的手里。
我问:“什么?”
玉茭羞涩地用肩膀扛了我一下,说:“你自己看嘛。”
我走到路灯下,打开那片薄薄的用白纸包着的东西:是一张二寸半大小的包括了玉茭一只肩膀的肖像。
那无疑是玉茭最美丽动人的影像。
做为水手,欢聚的快乐仿佛是为离别的痛苦做铺垫。再长的假期也有到头的时候,何况我是因为曹志高说情,蒙大副的好意,照顾性的回家来打打牙祭的。在农历新年的边上,我必须回到船上去。尽管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游子们都往家奔,我却要回船了。
做人要识相,不能拿人家的客气当自己的福气。纵然有再多的舍不得,我必须回船,履行回家前的承诺。
我是从港务局乘下水船走的。事前跟玉茭说好不要来送我,那种场面实在太伤情,还是不要来的好。我凭着船员工休证,从客运室小门直接上了码头等船。没有想到的是,玉茭还是来了。她在排队等船的队伍里从头找到尾,从尾数到头,就是不见我的影子。她没有跟我形容过她的焦急,也没有描述过她的心理活动。她知道我是走了,不管怎么走的,暂时不在这个城市了。提起这次送别,她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落泪了。”
下次回家,她这样对我说。听见这话,我差一点儿也落下泪来。
第四章
第四章
回到船上,我又回到那种以文学为伴的生活之中。古人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不知杜康为何物,只能以文学来消解我的苦闷与寂寞。
我像所有胸怀大志的前辈作家那样对事业非常投入。沉湎于文学,甚至感觉到其中的乐趣。但是,文学所能给我的并不是生活全部。好比一件华丽的彩衣,拿它来做点缀,锦上添花是好的;指望它御寒,指望它雪中送炭就免谈。又好比糖食点心,虽然美味,却不是赖以维系生命的粮食。
文学让我高兴只是偶尔的事,船上的生活总而言之是单调寂寞。水手们就像滩涂上的芦苇永远在风中吟唱着单一的和声,饱受着地老天荒、无边无际的空虚。这是一种空虚却不轻松,粗糙更兼狂躁的生活。
我怎么能视而不见这样一种生活呢?
我和曹志高上船头一天在交通艇上认识的小胡子船员,姓毛,叫毛红光。起先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洒脱中带着傲慢,好像牛逼得很。在一起呆长了,便现他其实很颓唐,放浪形骸,甚至在浴室里大呼小叫,跟人比赛yj的长短大小。不久我们又现,他有一只“三洋”牌录放机,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邓丽君歌曲磁带。这使我们对他的态度一波三折,由敬畏到鄙视再到巴结。
邓丽君是我们那一代音乐烧友心中的偶像。虽然那时我们头脑中还残余着“靡靡之音”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但是邓丽君的歌声无法抗拒的俘虏了我们。我只要一听见毛红光在播放邓丽君歌曲,就忍不住往他住的三楼上跑。从三楼的方形舷窗看进去,只见毛红光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仰卧在双层铺位的下铺上,满脸的颓唐与享受,一副浑不吝的样子。那只高贵的手提式录放机正传出美仑美奂无与伦比的曼妙之音。
有一天,我正在船头听着音乐看风景,曹志高来了,喊我打球。船上没有什么体育活动可以开展,打乒乓球是唯一的乐子。我们来到二楼中部餐厅,将两张绿色餐桌合并成一张乒乓球台,练习打球。
邓竹友也加入进来,他动作笨拙,直胳膊硬腿,打球的姿势很难看。打了一会儿,毛红光从三楼上下来了,他也想挥几拍子,无奈邓竹友不肯让他。毛红光粗鲁地嘲笑邓竹友,说他球的样子整个一傻x!
曹志高趁机提出让毛红光把录音机拿到餐厅里来,边打球边听歌。毛红光同意了,他把录音机拎下来,放在并列的像和华主席像下方的米柜上,让邓丽君的歌声陪伴我们的乒乓球友谊赛。
毛红光打球的同时,不忘了说笑话:“哎,我给你们说一个最短的黄段子。”
曹志高立马表示欢迎。邓竹友呲出雷公嘴的板牙来笑。我有所期待地等着好戏登场。
毛红光取消了球架势,站直了身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