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点着我们说：“听好了。有一次，邓丽君开演唱会，邀请观众与他联唱，没想到请上来的是一个农夫。农夫见到邓丽君，崇拜的不得了。就对她说：‘丽君小姐，我是种田的，捏锄头把子的，你是唱歌的，名气如日中天。我们俩联唱，各取一个艺名。好啵？’

    “邓丽君不知是计，问道：‘取什么艺名呢？’

    “农夫说：‘我就叫锄禾，你就叫当午，好吗？’”

    毛红光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

    邓竹友不理解地问：“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曹志高在重点字上加重语气说道：“锄禾日当午呀！”

    邓竹友突然生气起来，恼火地对毛红光骂道：“！你就牛x吧！”

    毛红光觉得老邓的火的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反击道：“你知道什么叫牛x？我看你今天是小母牛劈叉，牛x增大了！”

    我和曹志高禁不住哈哈大笑。毛红光继续挥说：“不服气是吧？有本事你就小母牛骑摩托，牛x哄哄！再不然，小母牛翻跟头，一个牛x接一个牛x！”

    我觉得这些话其实正好可以做为毛红光今天表现的注脚。他一连说了这么多的牛x，是把那个音节当成一种快感放在嘴里咀嚼呢。

    这种无聊中寻找刺激的办法可鄙可怜！

    乒乓球比赛实行淘汰制，谁赢球谁称皇，输了下台。下一个轮上的要“考球”。考取了，才取得打一局的资格。毛红光手脚灵活，他一加入进来，就霸占了皇位。邓竹友笨手笨脚，打球姿势丑陋，轮到他考球，毛红光一拍子就把他打死了。邓竹友要求“挑高鼻子”，意思是放他一马。毛红光嘴上答应，球一过网，又是一个大力抽杀，杀得老邓呆若木鸡，完全失去反应。如是再三，老邓玩不上，也就失去了兴趣。可是心里却积攒了一口忿气。

    傍晚时分，我和曹志高不知说什么来着，为一个字的音起了争执：言简意赅的“赅（gi）”,他非要读作“核”不可。我们这厢正辩论的不亦乐乎，楼下那厢忽然生了剧烈的打闹，一只热水瓶砸碎在什么地方，出“砰”的巨响和唏里哗啦的声音。我和曹志高赶忙跑下楼梯，现毛红光和邓竹友已经扭打成一团。

    邢大副和船上其他伙计都下来了。众人经过一番努力，把两个斗鸡眼一般眼圈乌青的汉子拆开来。我拉着邓竹友，曹志高劝着毛红光，邢大副身高马大地站在两人中间，木塔一般，不让他们再次挨近。两人气咻咻的叫骂不停，活像两只情的野种马。邢大副喝斥了一番，口气很严厉，却仍然掩不住敦厚的样子。他让他们说说看为什么打架？

    要说清楚打架的原因，还要回到邓竹友在交通艇上展示过的那顶小红帽以及他那些令人惊讶莫名的癖好上。

    上船不久，我就现邓竹友有二大奇怪的癖好。第一，他每天晚上洗完脚后要往脚上洒花露水。浓郁的花露水味在低矮的8平米不到的舱室里散着刺鼻的芳香。他费力地搬着脚指头，呶着雷公嘴，瞪着青白鼓凸的眼珠子，把每一个脚丫子都洒到，那副笨拙而又专注的神情好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我不只一次的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洒呀？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因为让人费解的事情还不只这一桩。他的第二个癖好是搜集童帽。我们在交通艇上已经见识过他玩小红帽的情景。我曾想当然的以为，邓竹友是个做了父亲的人，冒昧的问了一句，才知道想当然害死人。邓竹友年满三十，还是光棍一条。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他经常购买一些风格别致的小帽子。有一回他趁着酒兴，对我打开了他的“百宝箱”，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太神奇了！那一幕令我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橱柜里满满一整格，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童帽，许多是重合叠套着的，揭开来不止三、五十只之多，也许有七、八十吧？他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些宝贝，带着与他的形象绝不相配的浓情蜜意，一一向我展示，就好像它们是他的一群儿女似的。我看见那些小帽子五颜六色，各种样式都有。除了那只我们见过的刚买来的小红帽，还有带海军飘带的白色童帽；戏台上地主家的狗崽子戴的瓜皮小帽；各种软帽、硬帽，单帽、棉帽，皮帽……。无论有多少种，大小是一定的，都是七八岁以下孩子的童帽。这么多童帽精彩纷呈，绝不重样，若不是有心搜求，日积月累，是很难形成如此洋洋大观的。

    邓竹友只让我看过这么一次，就再也不肯亮宝了。而且展览的时候只许看，不许摸，如果我想拿一顶他的小帽子在手里玩玩，那是不允许的，就连抚摸一下，好像也不可以。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独自欣赏。有时我从外面进来，看见他站在橱柜前一副白日梦的表情，从姿态上可以判断，他正打算把一些小帽子拿出来细细玩赏，见有人进来，就取消了他的保留节目。他把橱柜的门慢慢合上，脸上带着讪讪的笑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人拿个正着似的。他嗫嚅地说：

    “我，我喜欢……”

    我心里滚过一阵酸楚的东西，意识到一个人尽管可以相貌丑陋，语言粗鄙，看上去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文化，宛如木偶泥塑一般。可是他也有美的追求，他也有温柔浪漫的一面，他也是爹妈赋与的血肉之躯啊。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其实并不比一个蚂蚱与另一个蚂蚱之间的区别更大。这种现让我震惊不已。而此前，我对邓竹友的理解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

    有一次我与邓竹友一道上岸，回来时漏乘了下午4点半钟的那班交通艇，再下一班要等到晚上十点。正不知如何打时间，邓竹友忽然扭捏起来，他似乎想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或谎言甩开我。最终，他打定主意对我说：

    “杨，杨光，我领你去看一个人……”

    他把我带到南京港客运站四号码头前那片熙熙攘攘的地方。桔黄的大灯下，有无数上船下船的旅客，还有一些卖瓜枣的小贩，人们行色匆匆，谁也顾不得别人。邓竹友领着我踅进一条巷子，来到一个丁字路口，路灯下有一方铺着塑料桌布的茶水摊，守摊子的是一个脸庞大而扁的女人。邓竹友叫她：

    “史姑娘！”

    我看见那女人?我的眼神带着一股邪念。她的脸好像睡醒来没有洗过那么埋汰。我很不喜欢这个场面。然而，邓竹友已经在茶桌旁坐下，喝起一碗茶，叫我也喝一碗。我站着，心里觉得那茶也是不干净的。碍于老邓的面子，我端起碗来，乘他们说话没留神，悄悄地把茶水泼在电线杆子上。邓竹友跟那个表情和身份都有点暧昧的女人聊起来没完，我看出那女人对老邓并不十分友好，有点看不起他的意思。而邓竹友没有一点儿自知之明，一味地上赶着讨好她。那种样子让我看不下去。我说：“老邓，我去热河路工人文化宫。不陪你了，十点钟在河校码头见，别再迟到了。”说完留下老邓，一个人走了。

    走到巷口拐弯处，我扭头瞥了一眼，看见老邓正跟那个史姑娘动手动脚的，被史姑娘一巴掌打落了魔爪，暗夜中传来一声娇嗔的喝骂：“死相样子！”邓竹友并不恼，痴痴地笑。我猜他们接下来该有好事情做了。

    邓竹友跟毛红光打架，为的是毛红光讥笑那个史姑娘脸盘子像个烂柿饼，怀疑她是个“鸡”。老邓信誓旦旦地洗刷她的清白：

    “人家是真正的姑娘，真正的。我见过她的元红的。”

    毛红光蹿掇道：“嘿，说说看，说说看。那是怎么回事。”

    邓竹友抓了抓脑袋瓜子，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身体白花花的，像豆腐脑儿一样，一碰就碰破了。破了就淌血了。”

    毛红光说：“那不是元红，是月经吧？”

    邓竹友骂道：“去你妈的！你晓得个。”

    毛红光意犹未尽，继续调侃道：“你拿什么碰人家的呀？是不是烧火棍？”

    邓竹友骂道：“你才夹个烧火棍呢！”

    毛红光嘎嘎地笑，又问：“你们既然连哪事都做了，那她为什么不嫁给你呀？”

    这个问题把邓竹友问住了。是呀？她为什么不肯嫁给他呢？毛红光看见邓竹友动脑筋时一副傻瓜相，笑得更加意味深长。他顺手拿了一顶邓竹友没有来得及收起来的邮递员小帽子，把它扣到自己头上。宣布道：“我叫邓竹友！”

    邓竹友急忙来抢，张牙舞爪的，没有抢到帽子倒把毛红光的脸抓伤了。

    “什么鸟玩艺，值这么拼命！脸上都给你抠出血道子……”毛红光护着脸说。

    邓竹友把他的宝贝抢回来：“小帽子，你不能动！”

    毛红光的倔劲上来了，说：“老子偏要动。”说着，一把夺过那顶绿帽子抛向垃圾桶。

    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老邓一下子光火了。他拔出箍在墙上的热水瓶朝毛红光砸去。若不是毛红光躲得快，这一瓶开水可够毛红光瞧的了！

    “这表子养的！这表子养的！”毛红光痛揍了邓竹友，自己反倒很受伤的样子。他大声诉说原委，气得呼呼直喘。

    邓竹友一副有话说不出的表情，他觉得憋屈，唇吻乱抖，鼻翼一扇一扇的。

    “为什么呢？不为个什么嘛！”邢大副总结道，“算了，算了。谁也不许再闹了。”

    毛红光在邢大副的命令下上楼去了，人们慢慢散开。我看见邓竹友捂住眼睛，瘫坐在床脚下，呜咽地哭泣起来。

    我郁闷地坐在船尾的系缆桩上，听着江水流过船舷的细微的声音。邓竹友这个人在我心里就像一团迷，他让我看到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我却不能很好的解开这个迷，对他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诠释。

    什么是生活本质？那种鸡毛蒜皮的快乐，无耻无聊的笑话，卖大碗茶的姑娘，毛红光和邓竹友打架……。难道这些东西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本质？不！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一种表象。在表象之下，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

    但是，美好的东西往往是脆弱的，害羞的，弱不禁风的；远不如丑陋的东西更强大，更气势，更肆无忌惮。美好与丑陋不能交手，一交手美好就败了。比如邓竹友收藏那些小帽子，我相信其中包涵美好动人的情愫，这种情愫在现实中遇到讥讽，很轻易就转化们的笑料。还有邓丽君的歌声，那样美妙的感动也经不起一个猥亵笑话糟蹋。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我所经历的生活美在哪儿呢？我要从生活的底蕴中汲取的到底是什么呢？

    江水在黑夜的船舷边急地流走了。船上的灯火照亮的一小块地方可以看见水流的波纹，可是更加广大的江面完全沉浸在不可见的黑暗之中，成为无法言喻的过去。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渴望得到拯救那样，渴望摆脱郁闷。

    第五章

    第五章

    到了正式薪的日子，我的工资表上写着38元5角。还了预借的16元，实际领到22元5角。加上还结余七八元钱，我的兜里总共有三十来元。

    这在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第一次揣着这么多钱，就仿佛打了一夏天赤脚的泥腿子，忽然穿上了布鞋袜，那种感觉让人回味隽永。

    拿到钱的当天，我乘交通艇上岸，到邮局去给家里汇了2o元。我想像干装卸工的母亲收到这笔钱时的欣慰表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感动。

    母亲是下大力的，她干的活连一般男人都觉得吃力。她所在的单位叫装卸营，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却偏偏按部队的建制，营下设连、排。从连排长到普通群众，全是清一色妇女。她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用肩膀扛起了一个钢铁公司的矿石装卸车作业。

    当父亲因工伤撒手尘寰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小弟上小学。大姐大哥刚从农村抽调回城，二哥还在北大荒的林场里，我们姐弟五人就像一串大大小小的倭瓜缀在母亲坚韧而苦难的藤条上。

    小时候，我曾看见过母亲干活的模样。一群妇女们个个头戴风帽，围着垫肩，裹着一条斗篷一样的披巾布；装了矿石的小筐高高地越过头顶，她们一手攀住小筐的边缘，一手拽住小筐底下的一条皮尾巴，一步一个脚窝，爬上高高的矿石堆。倒下矿石，拽起小筐底下那条皮尾巴，再走回到铁路上的矿车旁。这一条人流有二、三十位吧？她们一连七、八个小时就这么来来回回，直到卸完一个车。

    那种印象是灰暗而沉郁的，没有在我的情感中埋下阴影，完全得益于母亲的乐观态度。母亲曾带着喜悦的表情和我们说到她的劳动。说起大雪纷飞之夜在铁道线上扛箩筐的感受：既遭罪又豪迈，有一点点伤感，又有一点点诗意。

    她给我们带回来黄灿灿香喷喷的锅巴，那是劳作之余，一群妇女围坐在工地上的窝棚里，把饭盒放在烤火炉子上，用有意留出的剩饭炕的。锅巴炕得黄焦焦的，又脆又香，那是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点心。

    稍大一点我读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里面描写主人公彼施柯夫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挽救沉船和大家一起扛了一夜麻袋，清晨到来，由衷地感到一阵劳动的喜悦。这时我就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走上矿石堆的样子，我感到母亲是伟大的，劳动是伟大的。

    失去父亲的家庭倒了擎天大树，母亲一手拉扯我们姐弟五个，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说，她记得总是在下班的路上买那些“倒包的”豆芽瓣子，回家掺上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炒成一盆，作为一家数口唯一的菜肴。母亲说豆芽瓣子虽然便宜，却比豆芽茎营养更好。

    我初中毕业，以4门功课31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许多成绩好的同学升入了高中，不上高中也选择中专，我却选择了一所中等技工学校。因为技工学校不仅免收学费，每月还有16元5角生活津贴。除了包伙用去15元，另外下来1元5角供零花。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师范，师范也有津贴。可是我对教师生涯心存敬畏。我更喜欢流动的生活，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在我报名的学校里除了南京河运学校，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苏州铁路司机学校的。

    我的班主任老师想法显然不一样。她是个肤色鲜艳的大连女子，穿着时髦，被同学们取了外号叫做“三包一尖”。人虽洋派，还有点娇骄二气，心肠却是热火的。她放下尊贵的架子来到我家，劝说母亲让我上高中，因为“杨光考大学肯定没问题。”

    母亲非常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却是铁了心，要尽早飞出家门，独自走上谋生之路。就这样，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二年后完成河校学习，正式加入水手生涯。

    终于，我拿到了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这是一个心灵上的盛大节日。我给母亲寄钱的时候，感觉无比快乐。如果说“有一种幸福叫做奉献”是一句大话，那么大话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假话。一般来说，人们无法从奉献中感觉到幸福，说这话的更多是矫情和作态。假如，一个人真的从奉献中体会到了幸福的话，那是一种最纯粹、最高级的幸福。与它相比，其它世俗享乐构成的幸福，就好像从喜马拉雅雪峰向下俯视，再青葱别致的山峰美景也是“一览众山小”了。

    曹志高拿到钱的第一个月给自己做了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

    八十年代初，文革中盛行的草绿色军装已经过气了。草绿色显得村气，不再是时髦的颜色。在青年中一度流行起来的是学生装。学生装左胸一个敞口的兜，下面两个带盖的兜，衣领做成下垂的叶尖形，好像两只耷拉下来的狗耳朵。最要紧的是它的颜色是比较高贵的藏青，显得沉着和庄重，又透着一点儿俏皮和变化。

    马军在河校上学时就有这么一套。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团长转业的老子舍得在他身上下本钱。马军个子高，虽然长的算不上多么帅，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靠衣装，马靠鞍装嘛！马军穿一套新潮的学生装，在学校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仅我们这些男生羡慕，更引得全校仅有的船电班八名女生经常向他飞媚眼。

    曹志高的老家是皖南山区一个小镇，父亲在酒厂负责清理酒糟。如果不是自己挣钱了，他是赶不起这个时髦的。但是，他已经觊觎这套服装很久了，还在薪的日子到来之前，曹志高与我一道上岸时就研究过布料和价格，甚至找好了裁缝店。

    裁缝店在宝善街上，与电影院相邻，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小厂。说是厂，其实只有一间临街的铺面。我和曹志高在窗外流连观望了好一阵子。从宽阔的玻璃窗看进去，只见一个巨大的台案前，站着一个喉节和鼻尖一样瘦削的老师傅，戴一副快要掉下来的眼镜，脖子上挂着量衣软尺；在他的身后有七八台缝纫机和七八位忙活的女工；房间里到处是堆积得乱糟糟的布料和做了一半的衣裤，像被剁成几块的人的肢体似的。忽然，那位老师傅从镜框上边射出探究的目光，像现猎物的老猫那样朝窗外翕动着鼻孔。我们被注意了。曹志高朝我一偏脑袋，索性推开挂了棉帘的木门，仿佛闯入龙潭虎一般，我们走进了裁缝店。

    曹志高向老师傅询问做一套学生服要几尺布？多少工钱？算一算，连布料带手工约需五十多元，差不多是我们将会拿到手的月工资的一点五倍！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挣钱，总有一天可以攒足这些钱的。我们许诺买了布再来，然后在一群不相信我们真的有诚意做衣服的目光中大模大样地退出来。那种不信任的目光与其说令我们恼火，不如说令我们骄傲。因为我们那样年轻，只有十八岁，在那群年纪从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不等的七八个女工眼里，大概觉得这两个操外地口音的声称要做衣服的男人还是两个孩子吧？但是我们实实在在于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独立地位。这种感觉真好！虽然那群女工们不知说了什么，在我们身后弄出一阵放浪的谑笑，让我们有点儿底气不足。

    曹志高的本事比我大，他刚拿了38元5角就做成了5o多元的服装，虽然为此连我也借给他5元钱。他很快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示人，显得非常精神。我在半年后终于也做了一套这样的服装，但那时已经是夏天，穿不到，就是穿上也没有人注意了。

    记得跟曹志高一道去取成衣的时候，曹志高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嘿，马军不知怎么样了！”

    是啊，分到驳船上的马军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听说驳船被甩在锚地，常常一连个把星期无人问津，像个荒岛一样，在那上面还不把人憋疯了。

    曹志高想的显然跟我不一样，他说：“马军那套学生装被香烟烫了个洞，面料一定是化纤的。”

    上岸采购玩耍的好时光是非常惬意的。

    我记得走出下关热河路邮局，往左一拐，就是工人文化宫。文化宫有一个剧场，还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迎门一道屏风，屏风后面是阅览室，我在这里消磨掉许多等待交通艇的闲暇时光。因为上岸办完要办的事后，下一班交通艇总不是那么凑巧，需要计算好从热河路走到江边河校码头的时间，然后在阅览室边百~万\小!说边等。看起书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去赶下一班交通艇的时刻。

    除了阅览室，还有一个让人逗留的好地方，也是我爱去的场所。那是从邮局出来往右手拐弯，沿着热河路走出2oo米，就有一个新华书店。书店的门脸很小，四壁图书，中间有一个一张床大小的长方形展台，呈梯田状铺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刊。空间虽然局促，却是琳琅满目，文革后渐渐繁荣起来的出版业通过这一方小小天地透露出春的消息。常常令我流连忘返。

    下关这地方真是个人文荟萃之地。

    我从鲁迅著作中了解到，他青年时代到南京路矿学堂念书，地点就在下关。我希望找到路矿学堂的具体位置。从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路矿学堂应该离清凉山不远。不知道为什么，我判断应该在四平路两侧。有一次我沿着四平路信马由缰地凭感觉找过去，希望陡然现一处遗址，就是鲁迅当年上学的地方。那一下午，虽然徒劳无功的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是我试着体会鲁迅眼中南京下关的面貌，寓目所见一砖一瓦都有了别一种意味。这种经验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令人怀念的阳光温暖的午后。记得那时有一种仿佛被催眠的感觉，好像走在梦里一样。

    我读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小说，其中描写主人公初来南京，从中山码头上岸后走在街道上的感觉。那主人公说的其实就是作者，于是我沿着他在小说中所经过的路线，身临其境地想像柔石走过惠民桥时的所见所闻，有一种走进文学历史画廊的幻觉。

    文字的魔力在于穿过岁月的烟尘，让黄的往事再次焕青青的诗意。贫乏的现实生活因为有了文字，在文学观照下生出别样的意趣。我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读书可以极大地丰富一个人的灵魂。

    这一天，在前面说过的那个门脸不大的新华书店里，我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着五万多个词条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一本砖头般厚重的硬壳书，封面是草黄|色的，书价是五元四角。我把它装进肩上挎的黄书包里，沉甸甸的，感觉着它的非凡份量，我就像收获的农夫一样，心里底气十足。

    我的十八岁的大脑宛如一块海绵，对新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这本词典造成我在精神上的亢奋,其情形大概就像一个瘾君子嗜毒那样吧。

    在回船的交通艇上，我站在船舱之外，手扶栏杆，让猎猎江风吹拂着黑色的头，感觉澎湃的思绪宛如飘扬蹿动的黑色火苗。风吹得脸皮紧，目光锐利。好男儿当自强！虽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是我对自己的经济独立很满意。用手摁着那本厚重的大书，心里涌起一股自豪的情感：这是用我自己挣的钱买来的。我已经上船工作啦！我已经长成大人啦！

    交通艇沿着梅子洲裸露着黄褐色泥土的岸线向前开进，洲上干枯的芦苇丛中抽出青青的新芽。温暖的土地的气息迎着我们飘过来。在浑黄的江水尽头，隐约地浮现出我们封航锚泊的船队，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钢铁岛屿。在它的旁边有一只两头尖尖的渔舟，像一枚枣核想要刺破一个巫婆的铁灰色世界。洲上的芦苇丛里，金野鸭不知藏身何处，此时飞起来一只白色的水鸟，看不清是鹳是鹤，它的清亮的叫声打破了时空的寂静，好像一位彩排的名角演员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大声宣布什么。

    我的年轻的心，因为想像而激动得颤栗……

    第六章

    第六章

    当早春的第一缕风吹过唐古拉山的积雪，长江的枯水期结束了，从高原上流下来的雪水使河床变得较为宽阔了一些。这一年的3月6日，我们封航了二、三个月之久的长江2o57号终于启封开航了。

    我在长江2o57号的chu女航从南京下游的仪征，一个叫做赵庄沟的地方出。来自山东胜利油田的鲁宁输油管道通到这里，将石油输入长江里的油轮，然后由油轮运载到长江沿线的南京、安庆、武汉、临湘的炼油厂。码头上高高的黄|色输油臂宛如长颈鹤一般折着脖子耸立着，每组有三只，远远看去非常壮观。

    码头的岸线很长，早春时节还没有返青的树梢使岸边呈现一派灰色的景象。当船在码头上装油时，我看到整个港区人烟稀少、非常荒凉。这里原本只是农村，翻过沿江的一条马路，就可以看到大片的农田。偶尔有人带着撒网，在水塘边甩开一张圆圆的灰色阴影。还有一个干瘦黢黑的老头子肩上冒出一支乌黑油亮的双管猎枪四处晃荡。这里仿佛是渔夫和猎手的天堂。偶尔看到一位村姑，赶着一群麻鸭或白鹅，手上必拿一支长长的竹竿，竹竿的顶端吊了一块红布，嘴里喊着“噢琪――，噢琪――”的禽话。那是船员们最爱驻足观看的情景。

    我们的船队由三艘每只3ooo吨的油驳与我们这艘顶推轮编组而成，总长度约为3oo米，宽度约为5o米，像一片漂浮在江上的钢铁岛屿，庄重肃穆地以每小时二十公里左右的航逆水而上。

    当船队从赵庄沟油港驶出的时候，我站在驾驶台外面的?望台上，看见右前方有一大片骧着金边的乌云，正从河岸上那片树林后面爬上来。头顶上有灰色的云涛正在风驰电掣般地跑过去。狂风像魔鬼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空气，所有的树木都出悲鸣和呼啸，豆大的雨点有力地打在船的甲板上。电光闪过，雷声大作，暴雨倾盆。上天为我们的chu女航演奏着一曲让人惊心动魄的交响乐。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湖南的一个叫做临湘的地方。别看船队的航不快，可是它不紧不慢，日以继夜，坚持不懈地总是这么走啊走啊，慢慢地就把路程甩在了身后。那种骨子里藏着劲儿的顽强，令人回头一想，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是啊，无论你要去哪里，别管你走得多么艰难多么慢，只要你把长江2o57号船队的印象刻在脑海里，你就不愁达不到目的！

    船一启封，船员们都回来了。原本有些空旷的船舶顿时拥挤热闹起来。我所在的8平米的水手舱只住我和邓竹友两人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狭窄，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四个人共有的斗室，感觉就像罐头瓶里的小鱼，本来还允许有一点儿水，这一来就只好把水滗干了。

    水手舱里，两张上下铺的床位纵向排列，占去了2米宽4米长的斗室的一半。剩下的一半靠窗的那头有一张小桌，临门这边靠墙是每人一组的立柜，留下走人的过道只有5o公分宽窄，如果两个水手一进一出，彼此就要侧着身体。

    封船期间，许多船舱只住个把人，还有船舱是空的。我在百~万\小!说写字的时候，邓竹友就出去了，关上门这里就是一个人的小天地。现在不同了，到处都住满了人。我的生活陡然变得局促紧张起来。

    凭心而论，水手舱里小小的书桌基本上被我“霸占”了。书桌只有一台缝纫机的台面那么大，顶着墙，上方有一小片窗户，因为高，嵌着铁箅子，像牢窗一样。船艏的甲板在外面与窗底平齐，甲板上卷缆绳的绕线盘正好挡在窗外。

    就是这样一张小桌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晚上的时间不必说了，就连白天，只要做完水手活，我就伏案百~万\小!说写字。这样的存在显然影响到他人，我就成了他人眼中的一颗钉子。

    “嘿，新来的，想不到你还是个秀才啊！”一个酸溜溜夹着愠怒的声音。我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一个浓眉下有一只吊疤眼的汉子。他左手夹在胳肢窝下，右手当枪，放屁似的响了一声。众人哄然大笑起来。我顿时尴尬极了，对这场面完全不知道如何应付。

    吊疤眼汉子是湖北人，时常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骂：“斑马儿养的！”水手舱里除了我，邓竹友也有点怕他。还有一个是上海水手，绰号叫做“一张白嘴”，讲话有点女里女气，总是向着吊疤眼，冀望得到他的庇护。

    受到嘲弄之后，吊疤眼干脆取消了我使用桌子的权利。他坦率地对我说：桌子不能叫你一人霸占了！那种直言不讳的方式倒是光明磊落得很。他说的也在理，不能指斥为骄矜跋扈。

    于是，我为享有一小角不甚平静的桌面而苦恼。

    什么是集体生活？集体生活的最大特征是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倾向，更谈不上有。你必须时时刻刻溶入集体的氛围之中，只有心甘情愿在集体活报剧中扮演好跑龙套的角色，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洪水滔天挪亚躲进了方舟，所多玛末日罗得逃进了琐珥。有一天，我跨过缆绳交错的船裆，溜达到我们顶推的驳船上去散心，无意间现了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驳船上的水手喜欢到我们顶推轮上来玩，打开水，蒸饭，看电视，抽烟，穷聊天。顶推轮上的船员从来不去驳船上玩，因为那儿没有什么可玩的。那天我想起马军，信步跨上了驳船。马军的驳船跟我们顶推的应是同一型号，可惜他不在我们编组的这三只驳船里。要不他早就上来找我们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曹志高在长江2o57号嘛！

    驳船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每艘驳船的尾部都有一座艉楼，艉楼前部突出的是舵房，后面是水手的生活舱。航行中，水手们到顶推轮上去了，这里就成了一座空巢。我忽然想到，我为什么不可以到这驳船上的生活舱来学习呢？对呀！人弃我取。我不就是想找一处安宁的地方吗？还有什么地方比这水上驳船生活舱更清静更有利于学习的呢？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现。其意义过了哥伦布现美洲。困扰了我好几天的难题，在这一刹那就解决了。我为这个现高兴得几乎想要唱起来。这里，无疑是我的世外桃源。

    自从现了这么一个去处，我每天每天拎着黄书包像学生上课似的，跨过顶推轮和驳船之间的船裆，走上最前方的那艘驳船。它离着顶推轮远，机器的噪声一点儿也听不见。安静得如同鲁滨逊飘流记中的孤岛。在那里，我孜孜不倦地啃着那本砖头厚的《现代汉语词典》。

    生活舱两边各有两间水手睡觉的舱房。中间是一个共同生活区，或者可以叫做起居室吧？起居室里靠墙有一组既可当米箱又可当坐凳的矮柜，矮柜前是一张四方的饭桌。起居室顶部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天窗，使这一个小小的空间既明亮又舒适。所有的油驳船都是这个格局造型。我把起居室中央的那张饭桌拖后一点，靠近矮橱，我就可以坐着矮橱，扒在桌上百~万\小!说写字了。

    船舱里静极了。阳光从舱顶那块正方形的舱盖敞开的天窗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无数微尘，像大千世界浑浑噩噩的人们在无意识的蠕动。多年以后，当我回望驳船上的生活舱时，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隐藏起一些什么。我的精神上的嗅觉在那个久远的空间，闻到了一股荷尔蒙过剩的气味。我竭力摆脱那种记忆，试图向自己否认生过某些情节。但我知道那样就违背了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对于过去的一切，我将毫无保留地按其历史原貌加以真实的还原，不管它将呈现出怎样斑驳6离的色彩。唯其如此，才能释放心灵里的沉淀，照亮灵魂中的阴影。

    那令人难以启齿的事体起源于一滴酒，一滴酱香型的酒。那天，我在矮柜下踢倒了一只空酒瓶，拾起来一看，酒瓶是白瓷的，标签上写着红色的“郎酒”字样。我拧开瓶盖，好奇地往嘴里控出来最后一滴酒。那酒很浓，滴在舌上，像火一样，又像一滴墨落进宣纸，马上洇开来，腾起一阵香雾。那是我生平尝过的最香的酒了，真是满口罄香，余味无穷呀！大概因为有些年头，那酒瓶里残余的液体变得更加浓醇了吧？我感觉它是可以用我刚学的一个字眼“醪”来命名的。

    再美的酒，一滴也不足以醉人。但这一滴却在我的心里酵了。我变得喜悦兴奋起来，举止有点轻飘飘的，把连日来与人相处的矛盾、压抑、还有相思的苦楚都抛向脑后。

    起居室的前方连通到舵房，需要迈上一段一米多高的木楼梯。我站起来，钻进舵房里玩了一会儿。那个直径一米有余的巨大的木质舵盘在我手里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舞得像风车一样。我舞了一会儿，舞着舞着，身体的某个部位有了反应，好像我舞着的不是舵盘，而是什么有灵性的东西。突然，鬼使神差地我的手摸到了自己的性器，我就一手扶着舵盘，一手把自己的压抑不住的解决了。

    这件事一旦开了头，就很难刹住车。无论我怎样痛斥自己，鄙视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那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已经在心里种下了根。过不了一两天，那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就要让我犯一次“被窝里的罪恶”。

    “被窝里的罪恶”是郁达夫的话，写在他的著名小说《沉沦》中。我没有犯“被窝里罪恶”的条件，四个人挤在一间8平米的斗室，胆敢有一点儿异动，马上就会被人现。那就丑大了！我犯的是“舵房里的罪恶”。每回犯罪时，我都一手扶着舵盘，好像它能给我什么慰藉一样。

    做这种事，精神的压力是很大的，身体的毁损倒在其次。我总担心把自己搞坏了，又有一种罪恶感。每回做完都痛下决心，誓要痛改前非。可是下回大敌当前，?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