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郊区私营的京兴塑料厂打工的宋礼亮，是安徽无为县籍民工，他从鼓鼓囊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叠证件——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工厂出入证、技能上岗证等七八个证件。刚到北京时不敢出门，怕证件没办好被当作盲流遣返回乡。他说：“我是个农民，初来北京，就是想知道要办哪些证件，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办，在北京头4个月，都用在办证上了。一分钱没赚，办证交费就花了六、七百元。我打工的地方在郊区农村，村委会还要我交管理费。”说着，他摇头苦笑。当然，这是2002年的故事，迄今为止已过了两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各地政府会以各种名目收取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流动人员治安管理费、外来从业人员谚划生育管理费，使用流动人员凋配资源等。虽然国家计委恳来取消了“外来人口管理费”，但由于各地理解不一，许多地方政府仍然以各种借口向民工收取各种费用。

    民工在城里干的是劳动强度极高、最脏最累的活计，拿到的工资却十分微薄，所以他们不舍得吃、穿。他们会买城里人丢掉的旧衣服，会盖十几元人民币的“黑心棉”被，即使生病受伤，能挺就挺，决不去医院看病，因为看不起。而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拿不到工资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此，虽然是从山区里来的普通农民，进城后改换了身份，成了“工人阶级”，但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心理上，工作上还是经济上，仍然不能同城市里的工人相比肩，要想叫中国人的观念上把他们当成现时代的英雄，恐怕还得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2003年的9月11日，《北京晚报》上有一则报道说：昨天，周杰伦北京演唱会舞台已经基本落成，共动用了400个民工连续4日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以上。今天周杰伦进人工体为明天的演唱会开始密闭式排练。据介绍，为了保证全场观众能尽量清晰地观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在舞台中央、两侧以及场地中间分别安排了5块大屏幕，尤其场地中间的两块大屏幕，搭建在舞台100米处，基本上可以保证椭圆形体育场中距离最远观众的观看质量。届时周杰伦将跑遍全场，争取每个角落的观众都能清楚地看到他本人。

    这是一个极好的两极对比，400个民工玩命地干了4天，每天工作20小时以上，他们的工资也许连400元都不到，甚至说连买一张看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都不够；而周杰伦呢？数万观众为他捧场的演出起码收入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比这400个民工的总收入还要多得多。而他——只在舞台上“工作”两个小时。

    在观众的心目中，周杰伦是英雄，起码是那晚上成了英、雄，鲜花、掌声，欢呼与叫好声此起彼伏。在这热闹无比的喧哗声中，谁都想不到会有那么400个民工曾经为观众的视觉和听觉的愉悦作出过努力。他们，成了周杰伦这个“英雄”的底座。不，连底座都算不上，因为他们若想进场子去听一听周杰伦的演唱，也会被警察驱赶出大门。

    也许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如此，是民工建设了现代化的深圳，但在庆祝深圳建立特区20周年的庆祝会上，没有提到民工的功勋；上海的3000座摩天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功劳簿上却没有一个民工的姓名；北京为奥运会筹建的所有场馆也都离不开民工，每个场馆的落成仪式上也看不到民工的身影……问当今世界，谁是英雄？人们的回答肯定不是“民工”。别说没有人把他们当成英雄，有时连工资都要拖欠、克扣他们的。

    但是，我要说，他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何为英雄？何为今天时代的英雄？在和平建设的时代，谁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谁就是英雄！

    中国有9亿多的农民，生活状态普遍比城里人差，尤其是那些老少边贫地区的农民。要想让全体农民都富裕起来，是中国最大最大的难题。一年中，如果政府要给每个农民补贴1000元钱，国家就得掏出9000亿的人民币来，那还只能算是贫困补贴，农民也只能够温饱生活，这对于政府而言已经是个沉重的负担了；如果给每个农民补贴1万元，那就需要9万亿人民币，中国一年倾尽全部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补贴。因此，9亿农民的脱贫致富，谁都无能为力——农民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农民工进入城市里来了，他们为自己挣钱，也为城市的建设做着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

    一、在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民工输出大省中，农民工寄回家中的工资，已经等于或超过了该省全年的财政收入，这就是说，农民工所挣到的钱，能够再造一个湖南、安徽、河南与四川。

    二、2003年，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为2600元左右，农民自己打工的收入占到了900元，几乎等于全部收入的1/3。以安徽省为例，到2002年底，全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万人，其中向外省转移656万人，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测算，全省每年通过跨省劳务输出净收入就达到260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46.5%（即几乎占了一半）。

    三、在这些年中，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8%以上，而据统计数据指出，其中的2%～3%是农民工进城建设的贡献。

    关于农民工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新华社记者周正平有如下一篇报导，他的题目是《假如没有民工，城市将会怎样？》。

    从世界各地流入的资本和我国的乡村移出的农民，这两股力量交汇在一起，使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加速成为了一个制造业的中心。

    这里的工厂管理者们现在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他们的生产流水线一旦失去了来自农村的装配工，大多数就不得不关闭。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从广阔的乡村转移出的劳动力，逐渐取代了城市居民，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力军。目前，我国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于农村地区。农业部的调查表明：从农村地区开始的我国改革开放，使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大批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向其他产业领域转移。仅在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地区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从乡村向城市，从西部、中部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新趋势；告别土地的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

    据农业部的统计数字，到目前为止，已有近1亿的农村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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