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是高明的对手。要勇敢机智，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别嫌啰嗦，你应当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满洲呀！”

    杨奠坤每到这时，都会认真地聆听。

    “干我们情报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冷静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别尔津说，“我们重任在肩，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此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一家伙。瓦尔德尔，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尔津有个习惯，总要问明对方——他的工作人员和同伴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一良好的习惯被杨奠坤、张逸仙他们很好地继承下来。

    “戈比旦计划”明确之后，别尔津就设想，应该在哈尔滨、北京、奉天、天津、青岛一线建立网状情报点。首先应在哈尔滨、大连扎根，因为这里有很多俄国侨民，便于苏联谍报人员活动。具体怎么做，别尔津就只能靠杨奠坤自己考虑了。他发现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年轻人既有敏锐的领悟力，又有熟练的实际工作本领，还有老练谍报人员的洞察力。

    在长达一个月的频繁接触中，杨奠坤对别尔津更加尊敬，爱戴，并视为师长。可以说，别尔津对杨奠坤的影响举足轻重。

    就在别尔津和杨奠坤秘密制定“戈比旦计划”的时候。张逸仙也没闲着，在爆破教官邱列宁的指导下开始了特殊训练阶段。

    一天，一位穿便服的教官来到张逸仙的面前，他自称是邱列宁教官，是教爆破的。

    邱列宁打量一下张逸仙问道：“古斯达夫，我想知道你有多大年纪了？”

    张逸仙也打量一下邱列宁，见他也就30多岁，甚至比自己还年轻。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便顺口说道：“教官同志，我今年31岁了。”其实张逸仙当时已37岁了，在这些学员中算是老大哥了。

    邱列宁得意地笑了笑，“那我比你大很多，我今年35岁了。”

    邱列宁富有传奇经历，17岁便参加了十月革命。1921——1922年参加了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战争，曾只身炸毁日军的火力点。

    在郊外小山包他们开始了爆破训练。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张逸仙一次又一次地引燃导火线。而每次炸药的装量都不同，爆炸威力也不同。从一次只能崩掉一块一尺见方的泥土，到最后掀掉了一个小山角。

    邱列宁颇为内行地告诉张逸仙，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炸药最出色。尤其是他们研制的“黑索今”炸药，熔点为2041°c，压药密度为177/厘米3，爆速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是用石蜡、树脂、动物胶包覆炸药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适合隐藏于各种物体之中。搞秘密行动的人，都喜欢这类黑索今炸药。

    张逸仙想起了在救国军时曾使过的梯恩梯炸药，便问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药是军队常使用的一种炸药，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宁点点头，“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药，它的爆速可达每秒6970米，热安定性能极高。不过，它的原料甲苯来源于战略物资——煤焦或石油，在战时往往战略物资往往受到严格控制，这样，tnt的产量会减少的。”

    “教官同志，”张逸仙越谈越有兴趣，“我在国内同日本人作战时，常发生炮弹炸膛的事故，这是为什么？”

    邱列宁倒真是个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排除人为的因素和机械故障，能使炮弹炸膛的，大概还有一种因素，那就是装弹火药发生了问题。”

    “火药发生了问题，是梯恩梯吗？”张逸仙很认真地问道。

    “不，是黄铯炸药，”邱列宁说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于羊毛的黄铯染料——苦味酸。它的优点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机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发生反应，形成苦味酸金属盐，这种盐的机械感度很高，做炮弹火药时，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火炮炸膛事故！”

    这时，张逸仙简直是对邱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向邱列宁学习，把极其珍贵的军事知识带到国内去，带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的战场上去。

    以后，张逸仙又学会了燃烧化学，可以用极其简陋的材料配制炸药。苏联的正规培训为张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学校受训期间，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能交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缪勒尔的儿子鲁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鲁迪聪明好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只有张逸仙会英语，故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为了锻练学员的意志，学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课程。教官带着学员来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诺夫山丘进行反追捕训练。学员2－3人一组，只携带少量的面包、食盐和水，在内务部队和军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杨奠坤和张逸仙还好些，两人都打过游击在山里转过。可苦了那些德国、波兰的学员，没跑出一公里就被发现，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训练资格，留在下一期继续训练。

    内务部队的一个大尉逐渐发现，那两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一天下来，竟不见踪影，他甚至怀疑他们脱离了训练区。不过，从某些遗留的痕迹上的判断，他们的确还在训练区。

    杨奠坤和张逸仙忍着饥渴潜伏在灌木丛的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内务部队的士兵几次从他们的头顶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们。

    入夜，两人啃了几口黑面包，继续潜伏。

    张逸仙感到有点寂寞，便小声问道：“小杨，听说你在磐石打过游击，说说看。”

    这是杨奠坤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开口说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命令，前往磐石开展工作。那里靠近中朝边界，群众的觉悟很高。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打狗队’。我到那里以后，整顿了‘打狗队’，并利用‘反日会’的关系，组成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当时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声势很大，震动磐石。”

    “那你怎么又搞起国际工作了呢？”张逸仙问。

    “我们‘工农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出动三四百人围剿我们，在游击战中我腿部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回哈尔滨养伤。这样，那里的工作就交给杨靖宇同志来完成。我伤养好后便留在了满洲省委。1932年冬，经满洲省委同意，在王东周同志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并组成了由王东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开展北满地区的国际情报工作。”

    张逸仙听罢不由暗自佩服，杨奠坤当年只有23岁，就已有了丰富的革命阅历。

    “砰！砰！”两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训练结束的信号。杨奠坤、张逸仙从草丛中站出来，向集合地走去。

    第3节精英纷至沓来

    就在杨奠坤、张逸仙等人进行特殊训练的时候，又一批中国学员从中苏边境出发了。

    这次越境的中国学员仍是三名，为首的叫陈冰岩，当时只有18岁，是吉林三师（校址阿城）的学生。1933年5月，经三师文牍熊锄辛介绍，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国的黄振先在召集受训学员赴莫斯科训练时，推荐了陈冰岩。

    陈冰岩三人越境的地点仍是中苏西部边境。三人从哈尔滨出发乘快车，经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达嵯岗。嵯岗是个小站，下站是扎兰诺尔煤矿。当时日苏敌对，国境线很紧张。边境设有岗楼、暸望塔，苏联边防军在境外驻扎军队屯垦。种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组成的，全由军人操作，农民已撤走。满洲里有日军守备，扎兰诺尔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灯。日军一般不敢出来活动，苏军不怕，有时骑马过境到菜地买菜。距扎兰诺尔十多里有一个车站，驻有警备队，有些平房。陈冰岩三人越过铁路，穿过一片荒地，看见一个地窝棚，住一个种菜的老百姓。陈冰岩上前打听道：“大叔，过境的路怎么走？”

    那农民仿佛很有经验似的，连头都没抬，用烟袋锅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过了。”

    陈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继续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没有路标，他们只好顺着马车的车辙走。走了一段路，进入苏联一侧。绕过一座小孤山，有一个村落叫喇嘛街，开始有人来往。陈冰岩见人就找会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俄语不行，最后把他们送到了边防军的一个哨所，恰好护送他们的情报部的一位中国同志在那里。双方对答了接头暗号。陈冰岩说：“我们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国同志点头说：“我等你们好多天了。”

    过境后一切很顺利，第二天乘快车到赤塔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行程一周到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陈冰岩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黄铯的小楼内。这一回女将军米勒接待了他们。据说，米勒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当过军事间谍，是个神秘人物。

    米勒身材丰满、金发碧眼、和蔼可亲、待人态度十分耐心。中午，米勒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饭后稍事休息，米勒便亲自驾车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郊区森林中的“军事情报学校”。

    这是一期很短的训练班，学期只有三个月，属于学校的第四期训练班。训练班只有9名学员，其中5个中国人，2个蒙古人，2个东欧人。

    在五个中国人中，除同去的两人外，还有两名新学员。其中有一个叫王耀南的中国人，俄文水平极高，常担任学校的翻译，俄文名字叫伊万诺夫。陈冰岩也起了个俄文名字，叫玛雅利，是校长缪勒尔给起的。

    他们学习的内容与杨奠坤他们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政治课、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配炸药、做爆破机、做燃烧弹。不知怎么搞的，陈冰岩对这些事感到恐怖，仿佛他们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冰岩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情报工作特殊性的无知。这一点被细心的王耀南看了出来，他是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一天王耀南和陈冰岩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这时，夕阳西下，大地一片金黄。

    两人拣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开口说：“玛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对头，上爆破课程时不专心。”

    陈冰岩见王耀南主动提及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开了腔：“我们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斗争。要么口诛笔伐，要么刀枪相见。怎么能干些暗杀、放火、爆炸的勾当呢？”

    王耀南冷静地看了看他，问道：“请问，我们动用这些手段对付的是谁？”

    “当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汉j。”陈冰岩回答。

    “对付这些人，我们还用讲究什么光明正大么？”王耀南反问。

    “反正敌人用过的手段，我们来用，我感到不舒服。”陈冰岩说完注视着远方。

    “玛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动，“当我们坐这里享受落日的余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同志关在监牢，有多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动势力就必须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倒下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王耀南的话深深震撼着陈冰岩的心灵，他头一次感觉到“革命”是这样的惨烈。

    陈冰岩望着激动得满脸涨红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头。

    王耀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搞革命我们内行，搞军事我们是外行。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早日归国报效国家！”

    “可我们是在为苏联服务。”陈冰岩突然说道。

    “可我们共同的敌人，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陈冰岩无言以对，面对浑身溢着革命热情，对敌人无比愤恨的王耀南，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在以后的实践课中，陈冰岩认真学习爆破技能，还不时地虚心向俄语好的同学请教。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很快地掌握了各种复杂的爆破技能，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陈冰岩越学越精，他考虑到今后工作的特殊性，尽量把配炸药的每种化学原料成份记在脑子里，不用笔记。而且还特别留意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药店中是否可以买到。日积月累，加上勤奋苦学，陈冰岩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

    看到陈冰岩的进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夸奖，陈冰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缪勒尔给学员们的一次讲话，使陈冰岩促动很大。

    缪勒尔讲道：“反动派对待革命者是残酷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留情。既然反动派喜欢残酷的手段。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施行残酷的手段！”这时，陈冰岩想起了中国的古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34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7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军事情报学校选派了一部分学员到红场参加庆祝活动，杨奠坤、张逸仙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当斯大林出现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时，他们也和欢乐的人群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后人对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战士的心中是崇高伟大的。

    斯大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她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但却依然傲然挺立。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骄傲吧，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欢呼吧……”

    “呜啦——！”广场上的红军战士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在雄壮的军乐中，苏联红军战士排成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斯大林的检阅。

    步兵、骑兵、战车、火炮，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夜晚，杨奠坤和张逸仙都难以入睡。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风采，亲眼目睹了苏联红军的雄姿。有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这样强大的军队，中国革命完全有了依靠。

    第二年的新年刚过，学校组织参观。那时听说苏联每天能造五十架飞机，最大的有八个引掣，普通四个，载重八吨。大家先参观了飞机厂，由飞机厂技术人员讲解。他只是向这批特殊的参观者讲了飞机有哪些弱点，如何进行破坏，使有些兴致勃勃的学员感到大煞风景。

    第二次参观新式武器展览。这次是游击教官和校长一起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前告诉中国同志说：“有人问，就说是蒙古人。”大家乘坐火车到莫斯科车站，再乘单轨电车到兵器展览馆大楼下车。大家整整看了一天，看到了各种高射炮、反坦克炮、远距离高射炮、岸防炮等，有各种类型的坦克、战斗机、军舰、潜艇的模型，还有各种测量距离的仪器。有一架横装的镜筒，可以透过障碍物看清背面的物体，令张逸仙十分惊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炮兵观测镜”。总之，这次参观，真是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各种新式武器。

    12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漫天的风雪。第五期中国学员来到了学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种军情情报学校并非只此一所，一公里外的树林里还有一所预备学校。预备学校并不学什么特殊的知识，只是让学员们学习俄语、学习也不紧张。其实校方的最重要目的是保密。因为各期的学员有时会碰到一起，难免会给保密工作带来不便。为避免各期学员见面，新来的学员往往要在预备学校呆上一阵子，等上一期学员离校后方能进驻军情学校。第二、四、五期学员都住过这里，只有负有重大使命的第三期学员直接进住了军事情报学校。

    第五期学员共有7名：王方、张秀春、陈岩、王君、陶立明五位中国同志和两名蒙古同志。王方为班级学员组组长。

    王方，原名姚荫芳。国际情报组织北满地区负责人，曾协助王东周同志开展情报工作。

    王方受过中等教育，聪明能干，遇事冷静，体力好，精通中国武术，是个优秀的情报战士。

    由于王方的特殊经历，缪勒尔对他格外重视，给他亲自取名马克西姆。

    一日，缪勒尔将王方叫到办公室密谈。

    “马克西姆，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将奔赴各地，组成众多的情报点。这样，我们就很需要一些优秀的情报人员进行协调，我看你很胜任这种工作。从今以后将给你加开一门特殊的课程，情报协调学。”

    王方听后很激动，他连连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

    缪勒尔将身子往后一仰说道：“情报组织是点、线的结合，最终形成一个面。我想请你谈谈我们情报点设置的最佳位置。”

    王方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转动，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可组成西线；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可组成东线；哈尔滨、新京、奉天、营口、大连可组成南线。另外，北平、天津、青岛等地位置重要，环境复杂，也可以设点。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张覆盖中国东北部的情报网。”

    “真是太妙了，”缪勒尔高兴地站起来，“看来我没有选错人，你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停了停缪勒尔又说，“如果我要去中国旅行，一定请你做导游！”说完，缪勒尔拍了拍王方。

    王方当时只当是缪勒尔在开玩笑，不料后来，这位情报专家真的去了中国，王方不仅成了他的导游，还成了他的助手。

    王方在接受训练时也有别于其他学员，他接受的训练更多是无线电通讯、绘图、情报传递。也就是说，案头工作多了一点。然而，王方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努力学习爆破、刺杀、射击技术，格斗训练也格外卖力气，有一次他竟接连摔倒了二名蒙古学员，令对手大吃一惊。每天清晨，他总是一个人围着操场跑步。同学们问他为何给自己加大运动量，他总是笑呵呵地告诉大家，是在练脚力。后来，王方的这种练习真的派上了用场。

    一天，杜曼宁将王方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王方，情报局技术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国家的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敌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杜曼宁向王方解释说。王方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杜曼宁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杜曼宁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最难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杜曼宁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王方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杜曼宁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杜曼宁风趣地补充道。

    杜曼宁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从不透露一丝口风。此后多年，王方一直带着杜曼宁为他亲自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1934年2月，王方等人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准备启程返回国内。临行前，杜曼宁来到他们中间交待任务。

    杜曼宁对王方说道：“之所以这样急就让你们回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王方问道：“杜曼宁同志，我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组织办法去做吗？”

    “不，你们要有所变动，”杜曼宁说，“你们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他将带领着你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先在哈尔滨待命，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接头。”杜曼宁说完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他。

    “记住上面的号码，当另一个人拿一张号码相邻的美钞时，他就是你们的联络员。”杜曼宁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绝对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宁敬了一个军礼。

    迎着刺骨的寒风，王方和两名同志踏上了返回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

    一星期以后，王方等人仍旧从扎赉诺尔越境，回到了北满。

    尽管预备学校是很隐蔽的，但仍被经验丰富的张逸仙发觉了。一天，他悄悄对杨奠坤说：“你知道么，在咱们附近还有一所情报学校。”

    杨奠坤吃惊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逸仙告诉他：“有一次上爆破课，我看见从东面树林的别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国人。”

    4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学校举行了一个毕业仪式，杀了一头猪聚餐。第三期学员用苏、中、蒙三国文字写了一条大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餐厅装饰起来，佳肴摆了一桌子。下午四点，几位情报部的同志来了，他们簇拥着身穿便服的别尔津，来到席间就坐。别尔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讲话。

    别尔津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国，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沿。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到那时，你们将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所学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实践将会证明，你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

    别尔津的讲话赢得了学员热烈的掌声。

    张逸仙代表学员讲话，他用纯熟的俄语庄严地说：“我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培训，为的是更好地打击敌人。面对领导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我代表全体学员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语言的表白！”

    最后，别尔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进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饭饱，一齐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国了。第三期学员的六位中国同志，写了一份工作“誓愿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其中大意有三点：

    1、我们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3、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也不说出组织秘密。

    誓愿书交给缪勒尔后便没了动静，主管学员派遣分配的杜曼宁将军也没有来找他们。

    大家开始焦虑不安，只有杨奠坤一个人很沉住气，他知道他们将干什么。

    三天后，杨奠坤被别尔津召见。

    别尔津还是像以往那样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

    “瞧，你多么年轻，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无法完成，就靠你们了。”

    杨奠坤能感觉到别尔津有些伤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别尔津同志，我就要回国了，请您指示。”杨奠坤站在那里，平静地注视着他所尊敬、爱戴的首长和老师。

    别尔津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五元的美钞，把其中一张递给杨奠坤，说：“这不是你的经费，这是联络暗号。你回国后，有人会跟你接头，你会拿到另一张做交换，要记住这两张钞票的号码。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要坚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杨奠坤接过钞票并熟记了号码。然后他问道：“戈比旦行动何时实施？”

    “到时你会知道的。”别尔津平静地说。

    临出发前一天，缪勒尔和杜曼宁来看望三期的中国学员，大家在室内合影留念。

    然后，杜曼宁把大家分别叫到楼上，很详细地作了一次登记。

    六名中国学员分成两组，杨奠坤带一组先出发，张逸仙带一组六小时以后出发。

    校内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努力”将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缪勒尔和鲁迪分别送他们去车站。当送到张逸仙时，缪勒尔送给他八盒香烟。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药。鲁迪拉着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将来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弹），一起消灭敌人。”

    张逸仙和鲁迪紧紧拥抱。

    在悲壮的告别声中，大家登上了东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

    鲁迪·缪勒尔，飞行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西班牙战争。1938年，鲁迪化名王有生参加苏联援华志愿军，来中国对日作战，驾驶着“伊一96”歼击机浴血奋战，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35年5月，第四期学员也毕业了。同样是杜曼宁找陈冰岩等人谈话，并告诉他，回国后，住在北平，找个学校?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