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秀林此刻已全线崩溃，他点头道：“是的，我们的组织是为苏联人服务的！”

    黑田敏夫趁势问道：“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蔡秀林竟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张永兴！”接着，蔡秀林又把他知道的情报组织其他成员的情况一一说了出来。

    由于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均在齐齐哈尔，很快这个案件便移送到齐齐哈尔宪兵队。负责这一案件的正是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他立刻责成宪兵队“搜查班”班长土屋雄芳少尉率领宪兵、警察全力侦破此案。

    10月2日，土屋雄芳指挥人马包围了《民声晚报》、养鸡场、鸿发园等地，进行紧急搜捕，很快张永兴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被捕。

    由于张永兴正在苏联未归，张庆国去昂昂溪串门，敌人还一时无法捕到张氏兄弟。

    10月的伯力是美丽的、太阳暖照大地，林荫路旁金黄一片。桦树、杨树舒展着树枝，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整个城市一片宁静。

    张永兴穿着军装，脚蹬皮靴，漫步在加宁大街上，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光。

    傍晚，张永兴和瓦林一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大剧院，观看当地歌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名剧《海鸥》。据说，这是一个真正“契诃夫式”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也富有诗意和象征性。

    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场景。张永兴尽管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话剧，但欣赏这样有水平的话剧还是头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情之中。

    剧中梅德维兼科和特里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对话，引起了张永兴的极大兴趣。

    梅德维兼科：“请问，大夫，您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都市？”

    多恩：“当然是热那亚。”

    梅德维兼科：“为什么是热那亚呢？”

    多恩：“在那儿、街上人来人往的，真太妙啦。黄昏的时候，你从旅馆走了出来，整条街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你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东倒西歪、游来游去；你和那些人生活在一块儿了，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你几乎可以相信一种所谓世界的灵魂竟是可能的事情……”

    “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张永兴反复琢磨这句话，“是啊，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和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已不觉得是在为别国战斗，而觉得在为自己的祖国战斗。”张永兴在潜意识里已经这样认为：他们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

    就在话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科悄悄来到剧场，在瓦林身旁耳语了几句，瓦林便匆匆离开。

    这时，张永兴有一种不祥之兆：出大事了。

    话剧散场后，张永兴登上共公汽车急急忙忙向加宁大街赶去。

    到了加宁大街后，张永兴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向瓦林的办公室跑去。

    当张永兴出现在瓦林的面前时，瓦林的脸色非常不好。他看了一眼张永兴，示意他坐下，“你来得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谈。”

    张永兴坐了下来，神色紧张地看着瓦林。

    瓦林缓缓说道：“刚刚接到的消息，三道沟交通点出事了，我们派去的联络员没有回来。”

    “有人被捕吗？”张永兴急切地问。

    “目前还不太清楚，”伊利亚钦科说：“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东线情报点是否也遭到破坏。”

    张永兴站了起来，急切地说：“那么，请批准我立即动身，回到齐齐哈尔察看情况。”

    瓦林望着张永兴，用低缓的语调说：“波波夫，你想过没有，这次回去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被捕、被杀。”

    “这些我早就想过了。”张永兴正色说道：“可是我是情报站负责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的同志们不管。”

    瓦林和伊利亚钦科似乎都被感动了，两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瓦林开口说道：“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同志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我同意你回到满洲，希望你要多加小心。”

    “波波夫，”伊利亚钦科也关切地说，“这次回去不要走原来的路线，从赤塔经满洲里进入齐齐哈尔，这条线相对安全一些。”

    “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张永兴庄严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苏军军礼。

    第二天，张永兴换成便装，手拎一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赤塔的列车。

    11月4日，张永兴秘密潜回了齐齐哈尔。早6时，他拎着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处仁惠胡同走去。由于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围发现了几名便衣特务。他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故意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隐蔽点。

    躺在床上，张永兴苦苦思索。看样子，三道沟的事牵连了齐齐哈尔情报点。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家中还有数百份未及时送出的机密军事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手中，势必暴露组织的真实身份。不行，无论如何要转移这些情报。

    以后几天，他几次来到仁惠胡同，想潜入自己的住宅，无奈特务看守太紧，无法入内。

    16日，张永兴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悄悄打听谭继恕和魏世芳的情况，不料，听说二人已被宪兵队逮捕。这时，张永兴猛然意识到，情报组出事了。不用说，其他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回到中央路秘密隐蔽点，张永兴销毁了所有文件、材料。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潜入家中，将所有的情报销毁。

    17日晚，张永兴利用特务交接班的空隙，翻墙进入院中，溜进了屋内。他不敢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电台密码本，点燃火柴将其烧掉。这时，他不慎将咸菜坛子绊倒，“咣”的一声，惊动了院外的特务。立刻，七八名特务破门而入。张永兴见情况危急，只好跳窗从后院逃走。

    一口气跑了七八条街，张永兴才定下神来。此刻他挂念着弟弟张庆国。他离开齐市这段时间，张庆国一直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如果这时候回来必定被捕无疑。于是，张永兴回到中央路秘密地点，向富拉尔基、昂昂溪的交通点发了两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深夜，风尘仆仆的张庆国赶回齐齐哈尔。一进仁惠胡同的家门便被特务逮捕，当场在他的身上搜出军事情报一份。

    由于张永兴多次往返于中央路与仁惠胡同之间，终于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几名巡警闯进了张永兴在中央路的住处。张永兴见是巡警，并没在意。

    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住在这里吗？”

    张永兴掏出证件，平静地说：“我是做小买卖的，是住在这里。”

    警尉看了看证件，忽然问：“那你总往仁惠胡同跑什么？快说！”

    这时，张永兴才意识到这伙巡警来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张永兴应付着说道。

    “看朋友？”警尉恶狠狠地说，“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间谍窝，你去那儿看朋友，肯定有问题。”他回头对手下警察说，“带他去宪兵队！”

    张永兴被带到宪兵队后，土屋雄芳根据照片认出了张永兴。他如获至宝，立即将张永兴收押，连夜带人搜查了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仓库时，土屋雄芳终于发现了情报组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机、化装用具等，还有3500元工作经费；另外还查出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几百件。

    破获这样大的“间谍案”，自关东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还是第一次。此案上报关东军司令部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的情况，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布了紧急命令，严令“加强防谍对策”，实施了“军事特别地区法”，对有“通苏”嫌疑的“满洲人”可以“不加地方当局批准，立行逮捕”，并有“射杀危险极大间谍”的权力。

    张永兴情报小组在北满战斗了二年零七个月后，终于停止了工作。苏军远东军区在齐齐哈尔的东线情报站不复存在了。不久，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也停止了工作。

    张永兴被捕后，日本特务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庄之助大佐一开始便极力劝降他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主审此案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深知情报组织的联系多为单线，一般组织人员不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把张永兴作为突击审讯的重点对象。

    坂垣自恃自己是情报战的行家，跟许多间谍打过交道，再一次对张永兴进行利诱。

    坂垣很郑重地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于支那山东蓬莱县。在南开读的中学，进入满洲以来，一直从事赤色运动。曾用过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于赤俄军事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张永兴义正辞严地说：“办不到！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我怎么能投降你们，为侵略者工作。”

    坂垣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一种口气说：“既然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也不勉强。那么，你就谈谈你们的组织。尤其是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所经历过的事情。”

    张永兴冷冷地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任何人讲起。”

    坂垣恶狠狠地叫道：“我会让你开口的！”

    敌人见利诱不成，就使用严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对张永兴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上，然后用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里和鼻子里。不一会儿，张永兴的肚子鼓得像个大皮球。这时，刑审特务又骑在张永兴身上，把他肚子里的水全挤出来。这样，反复地灌水，用了几个小时的刑。张永兴面对敌人的野蛮行径毫不畏惧，紧闭双眼，以死相待。后来，敌人又用了多种重刑，企图从张永兴口里了解国际情报组织的情况，但终未如愿。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使张永兴几度昏死过去。张永兴嘴里流着鲜血，始终咬紧牙关不说话。

    敌人见张永兴毫无惧色，怕他在重刑下有死亡的危险，就决定改变方法。他们将张永兴的妻子孩儿找来，对他们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你丈夫早一天改变态度，向我们讲清楚，我们就释放他回家。”

    张永兴面对家人说道：“我的事你们不知道，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我的事我自己担着！”

    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张永兴立场坚定，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不久，关押张永兴的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又押来了一名“要犯”，他就是张永兴的战友许志岚。许志岚也是一条刚强的汉子，敌人在他的身上依然捞不到什么油水，便将他扔到一间二三十人的“大号”里去。这里关押着不少抗联战士、山林队员和原东北军的士兵，自发地形成一个很强的战斗集体。

    许志岚看中了这一点，决定趁机越狱逃走。他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由他和抗联三军的一个连长李火山负责暴动越狱。很快，他们用秘密的方式串联了同一监号的近百名犯人，决定在年底发动越狱大行动。

    几名山林队的队员用门折页磨制成了匕首，几名抗联战士把竹筷削成了锋利的竹针。

    此刻，许志岚心里惦记的仍是张永兴。越狱时，他的首要目标，不是向外逃，而是折回要犯“监号”营救张永兴。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转眼到了12月30日。临近新年，日本督导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值班的军警也无心看守，心思早飞到了小酒桌上。

    这一天夜里，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冲出这个人间地狱。

    12月31日上午6时，许志岚等人趁军警给犯人送早饭之际，用准备好的匕首、竹针刺杀军警，抢夺武器冲出牢房。

    霎时，院内人声鼎沸，喊杀震天，枪声四起。许志岚等人不顾一切地向重犯监号冲去，企图营救张永兴。无奈被岗楼上的机枪封住去路，无法冲进去救张永兴。最后许志岚只好和一百多名犯人冲出牢房，向外逃去。

    一百多人的暴动队伍，在许志岚、李火山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寻找抗联。

    1月1日早晨7点左右，暴动队伍到达小哈伯村。下午2点，从西南方向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在屯子上空来回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不出十分钟，公路上就出现了四辆满载着日军的卡车，在距屯子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下，大约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跳下车，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摆出进攻的阵势，小心翼翼地向屯子围拢过来。这时，李火山很沉着地对大家说：“鬼子来包围我们了，可我们只有七八条枪，大家不要怕，让老许带着你们往东跑，我来掩护你们！”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李火山带领着几名抗联战士用仅有的七八条枪狙击着成百的鬼子兵。仅仅十分钟，鬼子便冲破了李火山他们组成的薄弱防线，八名勇士壮烈牺牲。

    许志岚带着大批越狱的犯人没有走出十里，便遭到伪满军的阻击，这时，鬼子的追兵也赶到了，两面夹击，当场就被打死40人。许志岚带着大家拼命地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三天后，越狱的犯人，除冻死、遭枪杀的外，其余50多人尽数被日军捉回，许志岚下落不明。恼羞成怒的敌人，残酷地将捉回来的50名犯人全部枪杀。

    越狱事件的发生，使日军宪兵胆战心惊，他们害怕再发生类似事件，决定紧急处理张永兴等一批“要犯”。

    坂垣在给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写道：“……苏联间谍张永兴，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着当初拟定的方针，收买不成则刑审后枪决。”

    东条英机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责成齐齐哈尔日军宪兵队执行。

    坂垣拿着东条英机签发的判决书，来到牢房亲自向张永兴宣读。然后，坂垣用同情的口气说：“张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为你惋惜。不过，死刑还没有执行，你还是有生存的希望的。你好好想一想，做为一名满洲人，为俄国人送命，值得吗？你要三思。”

    张永兴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用沙哑的嗓子说：“我告诉你，坂垣，我是爱国的中国人。中国正遭受你们的侵略，我不能坐视不顾，现在中国人民不能马上把你们赶出中国，但我们要同侵略者血战到底。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国土，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我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我的祖国，我确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此，我死而无憾。”

    坂垣呆呆地愣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曾是个基督徒，信仰过上帝现在跟赤色魔鬼搅在一起，不怕上帝惩罚你吗？”

    张永兴冷冷地说道：“本来就没有什么上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坂垣被眼前这条硬汉折服了，他默默地退出了牢房。

    一直主管此案的土屋雄芳看到了判决书以后，非常想知道张永兴会有何反响。

    一天深夜，他来到张永兴的牢房，还特意带了一瓶日本清酒请张永兴喝。这一次，张永兴没有拒绝，喝下了土屋雄芳带来的日本清酒。

    土屋雄芳神秘地对张永兴说：“想必坂垣分队长已向你宣读了判决书，不知张先生有何感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永兴豪迈地说道。

    土屋雄芳阴险地眨了眨眼睛，“恐怕你所谓的功绩，是不会载在你们国家的史册上的。”

    张永兴平静地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人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无所求的。我相信历史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

    土屋雄芳无言以对，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原只知道有大和魂，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支那人的勇气，支那魂也是很了不起的。”

    1937年1月5日，清晨。这一天格外的宁静。北大营外白雪皑皑，几株青松更显苍翠。

    几辆囚车缓缓驶来停下，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跳下车分列两排站好。

    随着一阵脚步声，张永兴、张庆国等八名国际情报战士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来。

    坂垣作为行刑的指挥官，披着军大衣站在远处，凝视着这群视死如归的抗日志士。

    行刑的日军士兵排成一排站好。张永兴等八名勇士面对着宪兵站成一排。

    坂垣抽出指挥刀高叫：“预备——瞄准！”

    行刑的日军士兵举起了上了膛的三八步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张永兴发出了怒吼。

    一阵枪响过后，张永兴等八位烈士倒下了，鲜血洒在了苦难的东北大地上，染红了皑皑白雪。

    第五章从莫斯科归来

    第1节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7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站在一处高楼的平台上观看远处的学员训练。

    别尔津满意地说：“阿尔布拉莫夫同志，感谢国际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阿尔布拉莫夫谦虚地说：“我没做什么，这都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功劳。”

    提到皮亚特尼茨基时，大家都不作声了。能看出阿尔布拉莫夫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僵硬了。一旁的廖雯初心里也不是滋味。别尔津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自然明白其中的内幕，他虽然也替皮亚特尼茨基惋惜，但他却不会轻易表露什么。

    过了一会儿，别尔津对廖雯初说：“瓦西里，你提供的中国同志非常优秀，我这里也谢谢你的帮助。”

    廖雯初急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别尔津同志，你是怎么想起要扩充这座学校的呢？”

    别尔津得意地说：“这个想法早在去年年初就成型了。虽然你们的训练学校办得很好，但比较单一，只是无线电培训。而随着情报工作的需要，对情报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样，创建一所全面、系统的特工学校也就迫在眉睫。”

    阿尔布拉莫夫接口道：“是啊，谈起扩建学校的事，还得感谢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没有他也就没有学校。”

    别尔津点头说：“是啊，提起缪勒尔，我就又想起了去年年初的情景……”

    第2节“间谍”在这里诞生

    特种学校

    1934年2月，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的森林中，座落着一栋灰色小楼，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围墙。一切都显得宁静安详，就像是在苏联常见的疗养院。然而，这不是一栋普通的建筑，这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的所在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人会发现，树林中隐藏着荷枪实弹的哨兵。进出这所建筑的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有黄头发、红头发、黑头发，并且操着各国的语言。这里，其实又是一片禁地。因为，在这座建筑100米之外，悬有一块警示牌：谢绝参观，无证件者禁止入内。

    在情报学校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身军装，年约四十的一位军人正凝视着窗外。此人，便是情报学校的校长，德国共产党员缪勒尔。

    “校长同志，第一期毕业的三名中国学员奉命来到。”校长助理米哈依尔上校进来报告。

    缪勒尔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很好，让他们进来。我要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房门一动，三名身着苏军军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齐声用俄语报告：“报告校长同志，第一期中国学员向您报到！”

    缪勒尔微笑着走到他们的面前说道：“小伙子们，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利用你们所学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停了片刻，他又说：“在临行前，我赠给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说完，他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三个中国年轻人面带喜悦，相互看了看。然后齐声答道：“愿为共产主义而战！”

    “我勇敢的士兵们，出发吧！”缪勒尔大手一挥，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

    三个年轻的中国人，立刻敬礼，转身走出门外。不久，米哈依尔走了进来。

    缪勒尔带着欣赏的口气问道：“米哈依尔，这三个中国学员的中国名字叫什么，是由谁介绍来这里的？”

    米哈依尔回答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王济之、李发、徐义德。是由中共满洲省委的张同志介绍来的。这次，他们将去满洲的安东、营口等地开展工作。”

    缪勒尔又问：“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米哈依尔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据杜曼宁同志讲，好像是位潜伏在奉天的德国女同志。”

    “索妮娅！”缪勒尔高兴地说：“一定是她。”

    “校长同志，”米哈依尔问道：“您认识她？”

    缪勒尔点了点头，“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济之等人离开学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国学员来到了军事情报学校。他们分别是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是学校的第二期学员。

    纪守先，毕业于吉林省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冬，在哈尔滨参加国情情报组织，代号万尼。

    黄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抗日铁血救国军。1932年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瓦夏。

    赵国文，就读于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际情报组织，代号舒拉。

    由于第二期学员知识水平高，又多数为中共党员，军事情报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学校必开的政治、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外，还着重对第二期学员进行“自制炸药”、“速燃法”、“反跟踪术”等科目的训练。

    缪勒尔发现纪守先知识渊博，并且颇有语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语），是个难得的情报人员，便多次和他交谈，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高级别的情报人才。

    1934年2月刚过，缪勒尔便将纪守先找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办公室里促膝谈心。

    “万尼，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能谈一谈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吗？”缪勒尔问。

    “校长同志，我认为情报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运用情报的特殊手段来服务于革命斗争。”

    “好极了。”缪勒尔赞同道：“你的认识上升了一个高度。我有个想法，像你这样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苏联为红军服务。”

    “可我是个中国人，”纪守先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要回去战斗！”

    缪勒尔似乎被感动了，他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因为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三个月过后，纪守先告诉黄振先训练要结束了。

    黄振先笑着对纪守先说：“这学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鸭，为了养得肥肥的，硬往你嘴里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纪守先也笑了，“老黄，你别说，你形容的还真恰当。有点意思嘛！”

    “啧，老纪！”赵国文突然神秘地问道：“校长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给我们重要任务了？”

    “反正回国以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纪守先没有回答赵国文的提问。

    “咱们是一伙的，你还保什么密。”赵国文有些不高兴，推门走了出去。

    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马蚤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缪勒尔说道：“万尼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共产党人。”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