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就像许小年教授一样，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但朱格拉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欠收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根源，它们只是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

    货币深化了危机

    在这里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如货币主义学派的学者那样，以此认定，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唯一要素就是货币的波动。虽然如上所述，它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最恰当的解释莫过于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他的那本畅销书《非理性繁荣》里所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

    绝大多数历史事件，从战争到革命，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最近股市中的市盈率表现那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汇集在一起，其中任何简单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

    罗马不是一天内建造起来的，也不是毁于某一突发的厄运。更可能的情况应该是：罗马的灭亡归咎于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56书库 ，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这正是历史的本质。

    主讲经济学说史的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峰，就张维迎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所做的对干预主义的批判，谈了一些他的看法。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峰教授是带着明显的凯恩斯主义思维去批判的，这就如同他所批判的对象张维迎教授，亦是明显地带着自由主义者的思维去批判干预主义一样。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真知灼见，他在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在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中，强调政府货币政策推动了危机的深化，使危机演变为大萧条，由此，断定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是政府错误政策的结果。这一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即使政府货币政策操作存在问题，其结果也仅仅是深化了危机，而不是带来了危机。

    这一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但显然赵峰教授比张维迎要孤独得多。持有张维迎式观点的大有人在，许小年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许小年教授的新著《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出版了。事实上，许小年教授新书中的观点早在2008年末2009年初时就已很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十九世纪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就像许小年教授一样，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但朱格拉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欠收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根源，它们只是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

    货币深化了危机

    在这里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如货币主义学派的学者那样，以此认定，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唯一要素就是货币的波动。虽然如上所述，它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最恰当的解释莫过于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他的那本畅销书《非理性繁荣》里所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

    绝大多数历史事件，从战争到革命，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最近股市中的市盈率表现那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汇集在一起，其中任何简单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

    罗马不是一天内建造起来的，也不是毁于某一突发的厄运。更可能的情况应该是：罗马的灭亡归咎于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56书库 ，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这正是历史的本质。

    主讲经济学说史的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峰，就张维迎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所做的对干预主义的批判，谈了一些他的看法。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峰教授是带着明显的凯恩斯主义思维去批判的，这就如同他所批判的对象张维迎教授，亦是明显地带着自由主义者的思维去批判干预主义一样。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真知灼见，他在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在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中，强调政府货币政策推动了危机的深化，使危机演变为大萧条，由此，断定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是政府错误政策的结果。这一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即使政府货币政策操作存在问题，其结果也仅仅是深化了危机，而不是带来了危机。

    这一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但显然赵峰教授比张维迎要孤独得多。持有张维迎式观点的大有人在，许小年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许小年教授的新著《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出版了。事实上，许小年教授新书中的观点早在2008年末2009年初时就已很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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