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机关报对它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一位领导在全市最大的剧场一一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批判这篇小说。这自然又闹成了一个事件，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蒋子龙不光自己种毒草，还干扰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偏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它又得票最高，这使评委会为难了：是该批判呢，还是该得奖？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个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但，第二年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又有人对号入座告到了北京。然后是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惹得当时的一位高层领导当着美国作家的面批评我。那是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其中有项活动是跟美国作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这位领导同志跟我握手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指出了《燕赵悲歌》在倾向上的问题……以后还有《收审记》、《蛇神》，甚至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会惹起一场麻烦。到二〇〇〇年春天，我的长篇小说《人气》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还被腰斩粗粗一算，自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五届市里的领导人物点名批判或批评过我。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上面五级风，到下面就会变成八么风，可想而知我的滋味了……多亏我命硬，不然也许就真的不能平安着陆了。这都怪我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处在生活尖锐矛盾的中心，害得我自己也常处于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旋涡中心。

    但俱实以告，就是《机电局长的一天》挨批的时候我是真正紧张过，对以后的诸多治病救人之技，已经有了抗药性。说一点不生气是假的，说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也是假的。后来批得我性起，每当看到报刊上又发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火腿肠，当夜必须要拉出一个短篇小说，放几天再改一遍，然后抄清楚寄走。

    所以那个时期的东西写得特别多，连续几夜不睡觉是经常的事。自己写得沉重，别人看得也沉重。尽管正处在壮年，长期这样折腾，身体再好也受不了，生活没有规律，肠炎的发作也没有规律，时好时坏，总也不能根除，几十年下来真也把我缠得够戗。到后来，我很自信的腰身和四肢也开始捣乱，具体摸哪儿都不疼，虽不疼可浑身又不舒服；觉得很累，躺到床上并不感到解乏；已经很困了，想睡又睡不香甜。有时还腹胀，胃疼，食欲减退，经查是有胆结石并患上了萎缩性胃炎。据医生讲：这种病只要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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