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一般人都不愿意老。不然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怕退休？甚至为延缓退休而涂改年龄，所谓五十九岁现象即是退休恐惧症的一种反应。所以，国人把正常退休形容为安全着陆，退休居然成了很不安全的事情，就如同有一架老掉牙的飞机，能够平安降落就是万幸。这时候就看出来，还是当作家好。退休不仅不会影响写作，还意味着有更充裕的时间用于写作。

    话说我也终于熬到了该退休的日子，就觉呼啦一下，全身心即刻轻松下来。从此作家协会的是是非非，吵吵闹闹，文人们相轻也罢，相亲也好，谁去告状，谁又造谣，如何平衡，经费多少，药费能否报销，职称有无指标……全跟我没有关系了，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惬意。人到六十岁就有了拒绝的权利，对有些人和事可以说不了，不想参加的活动就不去，不想开的会就不开，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不想听的话就不听……眼不见心不烦，耳根清静心就请静。哎呀，妙，人到了六十岁真好！人一般会越老越宿命。我就越来越相信造物主的公平：年轻时得的多，上了年纪就失去的多；年轻时缺的，到老了还会补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地享受青春，到老了反而开始体验自己的青春……那么，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这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年届花甲，倒也不妨小结一番。

    我出生于日本侵华的战乱年代，在逃难中因奶水吃不饱经常哭闹，乡亲们都藏在庄稼地里，最怕的就是有人出声。于是我成了大家的拖累，家人无奈一咬牙便把我遗弃在高粱地。但跑出去老远还能听得到我的哭声，心实不忍，大姐又折回把我抱上，算是拣回了一条小命。也是我命不该绝。

    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虽然自小喜欢练武，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们村上就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下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了。他因识文断字，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材，要成材就不能耍刀弄棍玩拳脚，严禁我再到练武场上去。我眼馋就常常偷着去练，为此不知道挨过多少打。

    后来稍大一些了才明白父亲的用心：我们弟兄四个，老大继承祖业，在家里守着父母；老二在天津学买卖，前（钱）途无量；老三多才多艺，成了手艺人，在天津靠技术吃饭；我是老四，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四岁从沧州一下子考到天津上中学，还算可以。谁知十六岁赶上了反右派，因说了一句话成为全校唯一的一个被批判的学生，并被撤掉班主席职务，受严重警告处分。

    那句惹祸的话是：孟主任够倒霉的。孟是学校教导主任，昨天还给我们上大课，今天就被打成了右派，让班千部们列席批判会。在散会后回班的道上我嘟嚷了那句话，不过是年轻多嘴。想不到班委中有个好朋友一直跟我暗中较劲，学习成绩也跟我不相上下，老想取我而代之。这个机会岂肯错过，跑到学校反右运动办公室吿了我一状。当时好像有说法中学生不打右派，但没完没了的狠批臭骂却躲不过去一直折腾了我半年多。作为回报，将我拉下来以后，那位朋友顶替我当了班主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人，体验了奸诈和被出卖的滋味。沧州人气性大，开始大口吐血……

    从那时起，我对城市失去了好感，总感到堆积的楼群和拥挤的车流中隐藏着无法预知的险恶。我隐约觉得城市不适合自己，但命运又让我无法摆脱城市。后来考入铸锻技术中心学校，一接触机器便心气大畅。它冰凉梆硬，不会说话，也不会在背后打你的黑枪。但它有感情，你对它下的工夫大，它就会对你百依百顺。我也格外軎欢那种大企业的气势，在那种新奇的令人振奋的环境里，我吐血的毛病很快就不治自愈。

    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得到，以后我小说中的气韵、风格很可能就来自这座现代大型企业，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我后来的文学筋骨。我如果就此平平稳稳地学技术，在工厂呆下去，我的生活也许就会容易和安定得多。偏偏赶上一九六〇年海军要招考一批测绘员，我们国家以前没有领海权，刚刚确立十二海里领海，急需海洋测绘人员。我那时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一点六四元。那感觉恐怕比现在拿到一千四百元还要兴奋，实在是无意再去当什么兵了。况且还知道自己档案里有黑点儿，何必再一次去揭那块伤疤。可那个时候适龄的青年不报名是不行的，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报了名。随后就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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