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子说：“不太希望再来你这里了。哎，被逮进来半个多小时，饭也不管吗?”

    王大利说：“你还没吃饭?我这儿也没饭。你自己解决吧。”又去叫来那个“黑猫警长”，说，“小周，你跟这位赵师傅去处理一下饭店的赔偿问题。”胜子说：“我自己去就行。”王大利说：“还是我们的人带你去好。万一饭店老板漫天要价，纠缠不休，你不好处理。”

    王大利又说：“赔偿之后，让饭店老板写个收条，你再写个材料附上。这要入档的。不然，空口无凭，饭店来找，你厂里来问，或者群众有反映，我们不好交代。”

    胜子说：“明白。”又说，“咱们‘四条汉子’，抽空得聚一下。如今不少老同学、老部队战友、老兵团战友、老知青战友，都搞聚会活动呢。老哈倒好联系，只是老大宋子林在远远的峭山兵工厂，凑一块儿不容易。”

    王大利说：“你联系召集吧!宋子林来了，由我坐东。”又说，“胜子，你这事儿，别这么老跑老找，口头上反映。这样不大管用。你得写个材料，往有关部门寄寄。”

    胜子问：“管用吗?”

    王大利说：“你没寄材料，就知管不管用?哎，好多大案子，都是靠一封信，一个电话，解决了大问题的。”

    王大利又对小周说：“哎，你安排三个人晚上去月宫影院看电影《甲午风云》，一定要去，这是政治任务，纪念甲午海战一百周年。局里还要清点看电影的人数。”

    小周说：“是。”先出门发动车去了。

    胜子又问，“哎，老兄这副局长的事，有戏不?”

    王大利连连摇头：“绝对没有!我这个人哪，只有干活出力的命，没有升官的命。我的那个顶头上司，分局的一把手，既非常的嫉贤妒能，又非常贪。跟我一块儿进城西分局的，已经有两个当了副局长，一个当了副局级。”又说，“局长看我不给他上贡，一直压着不提我。可我这人，天生的犟骨头，偏偏就是不愿巴结他。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对得起人民群众老百姓，对得起警帽上的警徽，就问心无愧了!”

    “不过，你也别太认死理了。如果有机会，可以调调岗位。要是碰上个慧眼伯乐，你这千里马就可以驰骋万里草原了!”

    “是呵，我也在考虑这事儿呢!”

    临走了，胜子才想起来问：“嫂子和侄女挺好吧?”

    “挺好。”

    其实，王大利的妻子王瑶从第三棉纺厂下岗一年多了，一分钱的生活费也领不到。王大利给她找了个小厂干临时工，一个月挣三百块钱。大利的父母退了休，因厂子垮了台，也拿不到退休金。他是独子，现父母都跟着他。压力可是不轻。但这些事，王大利从没跟胜子说过。老哈几次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困难，他也只说没有。

    胜子跟“黑猫警长”小周去了老四川酒家，冲小老板先赔礼道歉，又说要赔钱，还鞠了一躬。那饭店小老板见民警领了胜子来赔礼，想自己是个外地人，以后还要长期干下去，再说损失也不大，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用赔不用赔!赔个啥子哟!大哥也是一时激动，不要紧，不要紧。男子汉大丈夫嘛，谁都有激动的时候。”

    胜子坚持一定要赔，估摸那一桌盘碟顶多值几十块钱，就掏出一张“四伟人”大票，扔在桌子上就往外走。民警小周忙叫住他，让写个材料。胜子才又回去写了半页纸。

    小周又让四川小老板写了个收条，按了手印。小老板坚持只收了三十元钱。

    骑车回厂里的路上，胜子直想到了厂里先找娄传兴，揪出这小子狠狠地揍上一顿。老子长到三十八，还没进过一次派出所呢!倒叫这个娄阿鼠把自己弄了进去!又想起王大利的劝告来，才把火气使劲儿压了下去。

    他去了一次厂部，挨个办公室找娄传兴。没找到。那几个办公室的人已听到他掀了厂长的酒桌被拘留的事了，又见他横眉怒目，黑脸张飞一般，谁也不敢惹他。胜子只好又回管工班去了。

    班里的人都干活去了。胜子蹲在一条长凳上点着一支大鸡牌香烟，吸了半截，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把烟掐灭，来到厂门外，找了个水果摊上的公用电话拨了几个号，但对方没人接，就又回了管工班。好不容易捱到快下班时，大牛、小贞、小杜、唐小雅、隋小兵都回来了，见师傅脸色难看，都没敢说什么。小贞叫了声：“师傅，俺走了!”徒弟们先后骑车回了家。胜子又推车去厂外那个水果摊上拨电话，话筒里连响了七次，变成了嘟嘟的声音，对方还是没人接。

    胜子只好骑车回家。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前墙贴后墙，咕咕直叫。

    傍晚，又起了沙尘暴。

    胭儿用一块纱巾包住头，顶着呜呜呼啸的风沙，步履艰难地往父亲家走。白纱已被刮成了土黄色。

    这个年轻少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么惨的个地步。

    胭儿的母亲原先是个印刷厂的工人，1981年的夏天骑自行车下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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