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大利昂贝托·埃科的《玫瑰之名》，被国外评论界称为“最高级的惊险小说”。但读后却颇不轻松：作品中杂以大量神学的、政治的、历史的论述，描绘了人类诸如疯狂、残忍、欺诈和自私等等罪行。丑恶的人，自然逃不出这罪行的“窠臼”，然而，让人不可接受的是，这些罪行往往大量地存在于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便引起对人类病症的思考——人类所犯的罪行，不仅来源于人性的恶劣，也来源于人类的美德，如对真理的执著和热情也会导致灾难。这或许是由于真理常常伴同谬误产生，并不泾渭分明如纯净透明的冰晶。当对真理的极度热爱和虔敬追求变得狂热与偏执之时，寻求真理的热情往往就变成了掩盖真理的疯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自己民族的劫难中得到验证。因而要特别注意书中的一句话：

    唯一的真理在于学会使自己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放出来。

    追求真理的人，更需要冷静和理智。

    二

    读王润生《我们性格中的悲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丈人的清高。

    文人的清高，之于人格层面，是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发生间隔与突出的产物。

    理想人格是人类精神的高度凝聚，历代的思想家肩负着理想人格设计的使命身体力行之，在人类精神的发展进程中，树起了一块块界碑。理想人格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特殊功力提升和矫正着现实人格。中国文人从小就读经书子集，耳濡耳染的均是“圣人之言”，久而久之，便不自觉地以书本所描绘的理想人格自居。但环顾左右，都是活生生有欲望，汲汲自营少管他人，且情感日趋“功利”化的感性人，心灵便遭到重创，心境便大失衡。然自性修养的惯性，使丈人不甘“沦落”，便满怀忧怨自我恪守。所以，清高，是文人操守的最后一块盾牌，可怜可叹，但悲壮。

    理想人格设计的起点是现实人格，只有把握了现实人格，才有可能了解两种人格的差距，才能有可能确定人格改造的重点，同时也才有可能分析和论证在现实中提倡理想人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找到提升现实人格的有效途径。所以，文人从书斋中走出来，与现实进行交融与沟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入俗”，而是一种剔除酸腐与迂阔，建立健康人格，更加意气风发地弘扬人文精神的必备之功。这是一种常识，可惜，常识是最易被人忽视的。

    三

    前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著的《金蔷薇》（又译《金玫瑰》），是一本能与青春伴枕的书。书中把爱与苦难的那层关系阐述得回肠荡气，致使一个叫冯蓉的湘江女作家，在泪水中一气写了一本名叫《流年似水》的有关情感的散文，我亦含泪给她写了序，对爱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爱，在这个世界中有两种存在：一是现实中的爱，一是想象中的爱。爱在社会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最没有力量，甚至产生歧义和痛苦。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曾与美国性感名星玛丽琳·梦露结缘，他深爱梦露，却惑于梦露性感名星的社会存在，他很坦白地说，他渐渐发现，如果他确信梦露的清白无辜，他就不免失去对自己的信心。与玛丽琳同居那几个年头，他简直没有什么创作；对一个艺术家，这种苦楚是最难以忍受的，他们终于分了手。因此，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的理想之爱而放弃了争取现实之爱的努力；因为现实之爱最经受不住摧残的。“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面前，人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伟大思想家，亦都一再强调过精神的、爱的东西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威力和强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和爱的价值，把决定世界价值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当然是一个坚定的“否”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的孱弱的爱。与其相关的，我们就可以领会耶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要得到的遭遇。

    基于此，敢于为爱献出世俗所有的人，的的确确是了不起的；对这样的人，我们就给予足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