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社会金钱的追逐，自然会把人引向物质的一面；谈论精神便显得很奢侈，且受“俗媚”的挤压。但精神是不会走向绝望的，因为精神涵盖着人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作为物种特征的存在。人种若不走向灭亡，精神就不会沦为虚无，不过是精神价值的显现在社会之上的消长变化而已。

    作家，便也不会被商人、官人等世俗的社会势力排挤掉。这里的世俗，并非贬意，系一个中性词，指人群的“趋势”，大众的现时取向。因为作家是精神的继承者、提炼者和创造者，是人类精神的缩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

    由于作家的存在，社会舞台之上便不乏精神的闪光。社会不会彻底陷入黑暗与蒙昧，历史会不断进步，社会的“善性含量”会越来越多。作家，便总有自己的位置和作为。

    所以，作家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位置的丢失。应该担心的是，在精神的家园中，作家的信念是否坚定，是否具有大眼界、大气魄、大才具和大德行。对于人，所谓高贵，便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理性的确知，且努力扮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光彩照人。市井之上，不是在嘲笑理想和崇高么？作家便要以对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姿态，高扬理想和崇高，给人的灵魂以有力的反拨，让人们有同情心，有功德心，有羞耻感，有高尚情怀。市井之人，不是正在沉溺于现世的享乐么？作家便要为其打开一些远望的视角，给麻木的人心敲几下重锤，让人们关注一下生命的本质意义，并以宇宙意识、地球意识审视人类生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如是，便显现出作家的高贵所在。

    作家的这些“使命”，便要求作家必须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人格卓越、眼界高拔、气质高华、悲天悯人的人。作家每一根血脉之中，都应该有追求的细胞，这种追求远离一般人向往的名、利、权、欲，它完全超越个人之上，那是整个人类命运在他生命中的回响与激荡。

    这是不好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作家这一人生走向，我们就必须努力达到这个境界，否则，便沦为“文学的行乞者”。作“文学的行乞者”是一种大难堪：因为俗恶的人群一直在寻隙向“精神超拔者”泼去阴晦的污水，黯淡其光泽，使他们从“超凡”堕入“庸凡”，湮没于“众”的生活层面，为自己制造业已失落的心理平衡，作为“文学的行乞者”，便更无力与世俗的力量抗衡；不仅很快便被同化，还要遭到更残酷的戏弄与羞辱；文学不但作不了救命稻草，反而不得不去过一种“近不得高贵，远不得俗媚”的异化生活。其后果，既失去了个人的幸福，又给精神家园的艰苦创业者拆了“烂污”。此等情形，不堪回味。

    于是，我们的作家要强化内在的质素，在一些基本方面，长期地保持一种高度的自省——

    其一，要有坚定的“文学自信”。

    时下，市井上最大的瘟疫，便是时尚与流行。一部分文人便也在时尚与流行的冲击下，为了使自己不被遗忘，“随行就市”，匆匆忙忙，将自己支离破碎得若找不到家门的“行乞者”——你“性焦渴”么？我便给你写赤裸裸的性张扬；你“发烧”、“追星”么？我便为你搜拾明星秘闻……城市的瘟疫，使他们学会了用鼻子思考与输出，用自己本身也染着的病灶，吞噬所剩不多的“善性”，让躁动的更躁动，让低劣的更低劣。可怜的作家啊！但亦有傲然不“人流”者，面对时尚的挤压，不仅安享于“纯洁的精神”，而以更高贵的情怀，在寂寞之中作更纯粹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张承志，如韩少功等等。这是作家的希望与代表，我们应该深深地向他们致敬，但更要培养自己的“贵族精神”；无论时尚如何变换，如何无信仰，如何躁动与迷乱，我们都要珍爱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思想和只眼“领会”眼前的世界，以不断的创造来征服迎面而来的苦难，以永远的乐观应付无情的现实；不要乞求别人对自己的理解与抚慰，而要在孤独的前行中不断地把关怀与抚慰献给历史与人类。要有这个大气度。说到底，便是作家的文学自信。文学自信，是作家的盾牌与长枪，一以生存，一以发展，万万不可失却。

    其二，要自觉地清除内心的“小农意识”。

    当代中国文学浸染着很浓的“小农意识”，是毋庸置疑的。“小农意识”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品位的提高和与市场体制的融合，更制约着文学的走向世界。毛志成先生的大著《小农意识——中国文学的染色体》（载《雨花》1995年2月号），就“小农意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制约，论之透彻，论之淋漓，可堪品味（遗憾的是，文学界对之竟反应淡漠）。“小农意识”，使作家写作功利化、俗媚化；使作家眼界偏低，思维封闭，文学探索趋伪。这种“伪变”，其表现，作品貌似写改革，实际上是勾画小农心目中的“美景佳境”；貌似写全新的爱情，其实是对“妻妾文化”的暗自垂涎；所谓“新移民文学”，实质上是“衣锦还乡”小家心理的现代版……这是个非常值得作家们自省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作家就那么轻易地向时尚投降呢？急功近利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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