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我们那里把闺女出嫁说成出门子，三天后第一次回娘家便是回门。大姐出门子是一九六九年冬天，那年她二十三岁。冬至过了，没有下大雪，土路还是干的。这个时候，嫁闺女娶媳妇儿的比较多。人们沿着河堤拾粪，或在冬麦田里挖野菜，听见哪庄有鞭炮响，往那个村庄所在的方向望望，大体上可以断定那庄有娶新媳妇儿的。我不记得大姐出门子时母亲放鞭炮没有，只记得大姐没坐花轿，也没坐搭篷的太平车，是送亲的人跑到东庄西庄借到几辆自行车，让大姐坐到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货架上送到男方家去的。不是大姐不想坐轿坐车，是没办法，那时干什么都讲究革命化，花轿烧光了，篷车不让搭，提倡用双脚在地上走着去结婚，大姐能坐上自行车算不错了。

    大姐出门子那天，我什么事都没管。母亲不指望我管，我也插不上手。我是大姐的大弟弟，是这个家的长子，按说应该帮助家里张罗张罗。可我无所事事，连自己都不知道把自已往哪里安置。那年冬天，我是第二次报名参军。和上次的结果一样，体检毫无问题，一政审就把我审下来了。大串联时，我跑了北京、上海等不少大城市，把我的心跑野了，一心想走出去，脱离农村。去当兵是走出去的一条光荣途径，可人家再次拒绝了我。我当时的苦闷心情可想而知。后来我在童年的伙伴家里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们去镇里参加体检时照的合影，照片上十八岁的我，神情忧郁得都挂了相。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姐出门子的事我不是很关心，我关心的是自己的出路，内心充满自私。在大姐去婆家居住的那三天里，我只是觉得家里少了些什么，并没往深里想。不像母亲那样坐卧不安，老是倚着门框愣神。直到大姐回门，我才知道出门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是一位堂叔把大姐接回来的。送亲时是堂叔带队，接大姐回门，只去了堂叔一个人。大姐的婆家中午要好吃好喝招待堂叔一顿，等堂叔把大姐接到家，已是半下午的光景了。这期间，母亲一趟又一趟到村后的坑边往北边的土路上张望，那是大姐回门的必经之路。直到远远地望见大姐身上穿的红棉袄，母亲才退回到屋里，摇起纺车子纺线。母亲做得跟没去张望过大姐一样。大姐胳膊上挎着一个花格儿方巾包成的小包袱，来到门口，大姐刚叫了一声娘，两行眼泪就涌流出来。我们那里亲人重逢时不兴握手，更没有拥抱这一说，动再大的感情，也羞于在人前表示亲热。母亲和大姐所能做的，就是互相抓着对方胳膊上穿的棉袄袖子，互相看看。我看见母亲和大姐的手都在抖。大姐也许意识到现在正是她的喜期，不应该掉泪。她手里事先预备的有一块新手绢，赶紧用手绢把眼泪抹去了。大姐对母亲笑了一下，笑着时，眼里仍泪花花的。她的笑没能坚持住，眼睑一低，眼泪又流了下来。母亲要大姐别哭，说这时候不兴哭，别人看见了会笑话。母亲不让大姐哭，她自己的眼圈儿却红了。

    在我的印象里，自从大姐回门那一刻起，她的眼泪一直没干过。她的眼睫毛湿得粘到了一块儿，眼泡儿被手绢擦得有些红肿，连大姐的鼻子也被自己一把一把拧红了。刚回来时，大姐的新手绢叠成几页，是干爽的。不知什么时候被泪水浸湿，揉得皱成一团。大姐脸上搽的粉被泪水洗去了，她没有再往脸上补粉。没搽粉的大姐比搽上粉还白一些，只是白得略微有些发青。大姐再也不愿意离开母亲似的，母亲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母亲到灶屋做饭，大姐跟当闺女时一样，马上到锅灶前去烧锅。母亲不让她烧，怕柴草灰把她的一身新衣服弄脏。母亲喊我妹妹去烧。大姐守在锅灶前不让开，低着眉也不说话，把豆秆柴送进灶膛点燃了。灶膛里扑出的火光映在大姐脸上，似乎使大姐找回了一点以前的感觉。她平静了一些。原来母亲是给大姐烧鸡蛋茶。母亲卧了两个荷包蛋，碗里放了一把红糖，用筷子把红糖搅匀，让大姐趁热喝了吧。大姐见母亲这样优待她，想到自己真的成了嫁出去的闺女，刚找回的一点当闺女的感觉顿时失去，心中波澜又起。她摇摇头，低下眼去。母亲把碗递在大姐手上，两眼满瞅着大姐，一再让大姐喝。大姐把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