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扑中文 )    当他们洗完澡出了房间之后，衣服却没有了。二人莫名奇妙，穿着裤头在楼道里找自己的衣服。他们转过来转过去，就是不见自己的衣服。正在纳闷之时，王克强看到了一旁放着两套崭新的呢子军装。聪明的战士立刻就意识到那是给他们换的新军装，他告诉朱荣：“这肯定是给咱们换的衣服，穿上吧。”他边说便走过去，提起领子一看，是一套崭新的国民党军服，衣服上镶嵌着少尉的军衔和蓝底黄色三环肩章。他就把那套衣服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怎么这么合身！”朱荣穿上衣服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军调部的服务员是干什么的？她们肯定要给咱选一身合适的衣服。”王克强对朱荣解释道。这时，王克强幽默地说了一句：“这一下好了，和我的那些光荣虫（虱子，战争年代因为没有时间洗澡，战士们的身上基本上都有虱子，平时大家都叫虱子为“光荣虫”）告别了！”

    1946年4月2日，北平军调部派往东北停战调处的国、共、美三方代表登机启程。

    在北平军调处只休息了一天的王克强，就随饶恕石、耿飚等人匆匆赶往沈阳军调处东北执行分部。

    军调部东北分部**首席代表是饶漱石，其余代表有张经武、王守道、谭政、耿飚、伍修权十一位将军等，工作人员有少尉、中尉、上尉42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邓为仁，美国代表是一个少将。有七八个小组直属长春分部。

    下午2时，飞机抵达沈阳北陵机场。

    虽然已是暮春天气，但北陵机场依然是一片苍黄，草坪上也看不出一丝儿绿意来。

    当白鲁德和国民党代表赵家骧、**代表饶漱石一起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政府官员以及捷足先登的记者们一拥而上。

    一阵寒瞳、一片镁光灯的闪烁之后，吉普车一溜烟驰向市区。

    同机到达的**执行小组成员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人，收拾好行李、文件、电台等器材之后，也分乘三辆卡车向市内开去。

    卡车尚未驶出机场，即被一群国民党兵截住。

    “检查证件！”一个少校大喊一声。

    耿飚跳下车，解释说：“我们是和前面刚走的白鲁德他们一起下飞机的，是军调执行组成员。”

    “如果没有证件，又没有上头的通知，就不能放行！”少校生硬地说。

    许光达见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哨兵，知道是故意刁难，便大声质问：“我们是政府委派，执行军调部的命令而来，要什么证件？”

    “请不要误会，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少校说。

    张经武问：“不让进城，要我们上哪儿去？”

    少校仍然坚持着：“请你们乘原机返回，或者拿证件再来，或者等我们接到通知再走。”

    张经武提出打电话联系，被少校以“没有电话”为由拒绝了。

    在后一辆卡车上的翻译李汇川，见一位美国人要进城，便凑过去用英语与之搭话，请他带个口信给**代表。

    美国人先是面露难色，考虑了半晌才答应。

    傅克他们便开始骂街，但不起作用，美国人出面也不行。在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我方人员只能用正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在机场大声唱起了《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曲。

    已经进城的饶漱石接到口信，立即打电话找白鲁德。白鲁德一问，果有此事。忙一面找人去与国方交涉，一面向饶漱石道歉：“这是由于我们美方的疏忽而引起的误会。”

    “不！”饶漱石说，“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事，责任完全在政府方面，是沈阳军事当局有意刁难，我要正式向重庆和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

    黄昏之后，许光达、耿飚、张经武等40多人，才被美方代表托铁洛上校接到沈阳市内的中苏联谊社。

    当晚，饶漱石即致电延安及在重庆的周恩来：沈阳警备司令部于美方迭饶等先行后，借故将40多人扣留机场3小时，强令原机返平，经美方交涉，已将全部人员送回。饶已向白鲁德口头抗议，要求警备司令部向我道歉，并保证我方人员的自由与安全。自同意转达北平、锦州。请对此事广为宣传，并在渝、平同时提出抗议。

    饶漱石和李立三、伍修权等先到者住在奉天旅馆。李立三和伍修权是从梅河口中途上飞机的，他俩是东北局临时决定随饶前往沈阳，分别担任执行小组的**顾问和参谋长的。因临行匆促，连换洗的衣物也没带就登机赶来了。

    中苏联谊社位于沈阳潼关街中段，前身是原日本商人兴建的一个大型招待所，称为“奉天大厦”。该社是当时沈阳最大的现代化旅馆，主体建筑高7层，有大小房间400多个，房内均有地毯、沙发、电灯、电话、电风扇及卫生设备，这在当时算非常先进的了：七楼房间较少，但有一个大会堂，可容三、四百人同时开会。除房间外，配套设施有电梯、电影院、图书馆、餐厅、理发厅、弹子房等。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方把它接收下来，增建了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因当时苏联红军尚未完全撤退，该社用来招待联红军，故而改称中苏联谊社。

    饶漱石、耿飚等住在7楼，王首道、许光达、张经武、李初梨等住在5楼。分部秘书高铁（原王震秘书）和机要秘书傅克门对门住在5楼。

    在五楼住下后，为及时发布信息，需要架设无线电电台。当时电台发射设备比较落后，必须架设在室外。而中苏联谊社是日本式的建筑，只有七楼才有阳台。住在七楼的国民党方面已将他们的电台架设好，不肯让**代表到七楼安装。招待组组长施应霆（曾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及西北干部训练团政治教官,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长,兼中苏联谊社执行秘书(相当于酒店总经理).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招待组组长）进行了调解。国民党代表黄界新等人认为，**代表到七楼架电台会对国方电台造成干扰，因此极力阻止。施应霆说，不让架电台无法向共方交代。黄界新说，是架电台的人不同意。当时国民党电台负责人班冀超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比施应霆低一届，很熟悉，施应霆便对黄界新说：’班冀超那边由我去做工作。”施应霆便立即见到班冀超。班冀超讲：没问题、没干扰。黄界新无话可说，只好让**代表冯铉(江苏武进人，当时为上校军衔，解放后曾任驻瑞士大使等职)到七楼，占用楼梯东边的房间，架好电台。

    晚饭后，他们便出去“走一走”。到门口，才发现这里岗哨森严，连马路两端的进出口也增设了岗哨。

    中苏联谊社里的侍者多是日本女子，听说把**代表安排在5楼，均大惊失色。在她们听来的宣传里，**多是茹毛饮血的“红胡子”。待耿飚一行人进来住下，发现他们一个个清清爽爽，待人平和有礼，这些女子才放下心来。

    直到4月6日，国方人员才到齐。当晚，在万福麟公馆，三方代表连夜协商出发调处事宜。没料到刚坐到一起，就爆发了舌战。

    “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只有外交问题，是没有内政问题可谈的。”赵家骧首先挑起战火。

    饶漱石针锋相对：“既然如此，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众所周知，九一八以后，你们李杜将军的队伍被日寇击败，坚持在东北抗日的武装，只有**领导的队伍。他们坚持抗战14年之久，在苏联出兵东北时，又是他们配合苏军收复了东北，你们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当国家多事的时候，却阻挠政府主权的接收，能算爱护国家民族的行为吗？有人借机要求承认其非法地位和特殊化权利，岂不是谋一党之私而祸国殃民吗？”赵家骧寸步不让。

    饶漱石愤怒了，站起来指着说：“军调小组是执行3月27日的三方协议，怎么能说是祸国殃民？你敢把自己的话公诸于世吗？”

    见双方火力越来越猛，白鲁德只好出来调解：“你们双方的意见已在重庆谈过多次了，今天不必讨论了。时候不早了，还是把出发的时间定下来吧！”

    一夜舌战，不知东方既白。当记者问及协议内容时，军调执行总部的国方副参谋长钮先铭说：“仅限于调查。”

    饶漱石听后，笑了笑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由李顿爵士领着调查了14年，调查出个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这次来，是执行停战的任务。若说是限于调查，那完全是歪曲事实。”

    4月8日，4个执行小组如期出发。此间，东北境内的冲突在迅速蔓延。

    4月2日，即军调小组抵达沈阳的当天，国民党94军一部占领海城，新6军22师占领鞍山，71军88师占领营口。

    4月4日，即沈阳当局设宴为军调小组接风的那天，国民党军攻占法库、昌图等地。

    4月6日，即军调小组在万福麟公馆会谈时，**电告**、彭真：“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

    4月8日，即各执行小组出发的当天，四平街争夺战达到热点，**、彭真亲临前线指挥。

    战火开始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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