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

    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

    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

    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

    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

    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鱼网。对着观音

    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

    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

    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

    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高丽菜。““真甘苦吧？”“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

    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阿兄，

    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

    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

    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

    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

    我说不出口。

    ※※※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

    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

    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

    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

    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

    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

    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有一盏灯，就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

    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

    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

    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

    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

    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

    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

    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

    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

    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

    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

    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蒙蒙，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

    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

    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

    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

    是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ca作十几

    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

    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

    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

    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

    结，好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这个

    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吗？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机器人中学

    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

    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

    因为学生翘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

    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

    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

    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

    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

    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

    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

    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贱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

    教育执政者？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

    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

    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

    头脑，就咔察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

    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

    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

    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

    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

    哪里？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

    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

    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

    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

    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

    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

    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

    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

    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

    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

    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 跟我所学的

    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

    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

    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

    标？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

    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

    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

    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

    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归根究底，当然要问：

    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

    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

    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

    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

    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

    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

    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

    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

    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

    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

    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

    好）就等于“ca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

    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

    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

    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

    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

    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

    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

    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

    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

    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

    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

    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

    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

    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

    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

    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

    教育土壤有问题吗？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

    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

    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