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一个人想学打猎，找到一个打猎的人，拜他做老师，他向那打猎的人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所选中的是打猎，我很想持枪到树林里去，打到那我想打的鸟。”

    于是打猎的人检查了那个徒弟的枪，枪是一枝好枪，徒弟也是一个有决心的徒弟，就告诉他各种鸟的性格，和有关瞄准与射击的一些知识，并且嘱咐他必须寻找各种鸟去练习。

    那个人听了猎人的话，以为只要知道如何打猎就已经能打猎了，于是他持枪到树林。但当他一进入树林，走到那里，还没有举起枪，鸟就飞走了。

    于是他又来找猎人，他说：“鸟是机灵的，我没有看见它们，它们先看见我，等我一举起枪，鸟早已飞走了。”

    猎人说：“你是想打那不会飞的鸟么？”

    他说：“说实在的，在我想打鸟的时候，要是鸟能不飞该多好呀！”

    猎人说：“你回去，找一张硬纸，在上面画一只鸟，把硬纸挂在树上，朝那鸟打，你一定会成功。”

    那个人回家，照猎人所说的做了，试验着打了几枪，却没有一枪能打中。他只好再去找猎人，他说：“我照你说的做了，但我还是打不中画中的鸟。”猎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可能是鸟画得太小，也可能是距离太远。”

    那猎人沉思了一阵向他说：“对你的决心，我很感动，你回去，把一张大一些的纸挂在树上，朝那纸打——这一次你一定会成功的。”

    那人很担忧地问：“还是那个距离么？”

    猎人说：“由你自己去决定。”

    那人又问：“那纸上还是画着鸟么？”

    猎人说：“不。”

    那人苦笑了，说：“那不是打纸么？”

    猎人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先朝着纸只管打，打完了，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了几个孔，就画几只鸟——这对你来说，是最有把握的了。”

    §§六、“江郎才尽”考

    俞铭璜

    有人说：“江郎才尽”是因为他晚年“脱离生活”。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切。不妨具体考一考：

    考：江淹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死于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虽然少时孤贫，但是成名很早，官运也颇亨通。《南史》本传说他“早为高平檀超所知”。檀超是宋廷的贵戚，做过国子博士，非常骄傲，但看得起江淹。江淹的《自叙传》说：“弱冠，授宋始安王刘子熹……为南徐州新安王从事，奉朝请。建平王刘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寻举南徐州桂阳王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左常侍、右军；建平王主薄……”从二十岁起，就巴结上这么许多“王爷”，进入仕途。此后历经宋、齐、梁三朝，十个皇帝，官是越做越大的。

    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贵族文人，并不像历史上其他某些文人那样：生活坎坷，因为正视现实，同情人民，写出了优秀作品；后来飞黄腾达，就脱离了生活，写不出好作品来。这条公式不大适用于他。

    不错，他在开始的时候，在建平王手里，也曾经倒过两次霉：一次是被控受贿，下狱；他在狱中写了一篇又激昂慷慨、又摇尾乞怜的自白书，因而获释。一次是因为劝阻建平王篡位，同时又跟别人抢着做东海太守，被黜为吴兴令。两次都不是为了什么很体面的事情，挫折也不算大，而且因祸得福，因此没有牵连到建平王谋反的案子里，事后官运更好了。

    他的官运好，除了因为有点文才，还因为他善于夤缘。《梁书》把他同任合传，赞日“江非先觉，任无旧恩，则是秩显赠亦末由也已”。说他是“先觉”，就是说他会投机。他前后投靠过三个篡位者：齐高帝、明帝和梁武帝。每次事成之后，都得到很大的升赏。说他在什么时候正视过“惨淡的人生”，顾念过“贫贱的人们”，那是没有的。

    他晚年为何“才尽”？原因应当到他的思想和生活的实际情况里去找。

    《自叙传》里说：自小慕司马相如与梁鸿之为人。他所景仰的，一个是“主上倡优蓄之”的宫廷文人，一个是清高的隐士。他的生活理想就是这二者的混合。

    《自叙传》又说：“淹尝云：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以求身后之名哉！重以学不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缘果之说，偏好老氏清净之术。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又讲佛老之道，又想“诸卿二千石”；又讲清高，又忙着猎取利禄。看来很不合逻辑，实际上很合逻辑。六朝士大夫类皆如此。有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表不自己“怀才不遇”，“待价而沽”；有的“身在宫廷，神游山林”，表示自己“潇洒、通脱”，“不拘常礼常法”，可以安心尸位素餐，也可以放手争权夺利。

    江淹早年曾经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一封信讲到想退隐，但是有个条件：“望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鸟赴檐上，水匝阶下，则请从此隐，长谢故人。”甚至还讲到要去游仙，但是“尝闻其验，非今日之所言也”（《与交友论隐书》）。那么，“今日”怎么办呢？另一封信说：“幸以盗窃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间，故俯首求衣，敛眉寄言耳。”接着又讲到要退隐：“若十口之隶去于饥寒，从疾归里，斥归故乡，箕坐高视，举酒极望；虽五侯交书，群公走币，仆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士言也。”（《报袁叔明书》）说的真是飘飘欲仙，其实就是说，先做官，捞到一笔财产再去隐居。

    这两封信，大概是在贬为吴兴令（三十岁）前后写的，所以要求不高，只要“五亩之宅，半顷之田”，妻子“免于饥寒”就行；而《自叙传》是在齐高帝篡宋之后，他荣任中书侍郎（三十五岁）时写的，所以，设想中的别墅和庄园的规模更大了，布局也更讲究了：“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三云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问，忽忘老之将至”。由此可见，像他这一类的人讲什么“清高”、“通脱”，统通是假的，名利还是第一。

    正因为他的生活理想如此，所以，虽然有点文才，但是也有限得很。他的气概是不大的，品格是不高的。在现存的《江文通集》中，较好的作品，也只有大家所熟知的《别赋》、《恨赋》和一些诗。沈德潜批评他的诗说：“文通颇能修饬，而风骨未高。”人的风骨不高，诗的风景是不会高的。装，也不行。

    “才尽”，据说是因为做了两个梦。《南史》说：

    “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利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这是一个梦。

    “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这又是一个梦。

    第一个梦是在齐明帝时，这时他的官位更显赫了，由宣城太守，还朝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以后又任秘书监。所追求的利禄到手了。第二个梦，何时不可考，可能与第一个梦时间相近，也可能在后来，在梁武帝时，他做了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监沮县开国伯，以后又封醴陵侯，这时他公开对子弟说过：“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已经完全达到了个人的生活理想，再也用不着“精意苦力”，动脑筋，摇笔杆了；但也不再提退隐的事情了。

    两个梦，梦见了三个人，这不是偶然的。

    张协和郭璞二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他们都有才名，张协早就退隐，所以得以善终；而郭璞虽慕神仙，但不甘寂寞，留恋仕途，结果被王敦杀了。江淹模拟过他们的诗，他们两种不同的命运，大概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在《效阮公诗》里，也透露过这种居高思危的情绪：

    扰扰当途子，

    毁誉多尘埃。

    朝生舆马间，

    夕死衢路滨。

    又说：

    感时多辛酸，

    览物更伤心；

    性命有定理，

    祸福不可禁。

    ……

    在那个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相砍相杀的时代，投机就是冒险，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既然际会风云而进身，现在功成名就了，就该急流勇退，享点清福，在政治上、在文学上都不必再有所作为，也免得再冒风险。但是，正浸淫于富贵之中，又舍不得丢手。真矛盾！

    至于，为什么又梦见丘迟呢？

    江淹和丘迟二人，正好是一对现成的对手。他们帮助梁武帝篡位。许多劝进的文章，都是丘迟代为起草的；许多假意表示谦让的文章，都是江淹代为起草的。两个人一唱一和，配演了一出《受禅台》的好戏。他们都有才名，官位也差不多。而江淹说张协把他用剩的锦给了丘迟，这就等于说，丘迟的文才只抵得上他“既无所用”的一个零头，颇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之意。这不是由于文人相轻，就是为了官场相争。心思都用到这些方面去了，哪里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胡应麟《诗薮》说：“文通梦张景阳索锦而文踬，郭景纯取笔而诗下。世以才尽，似也；以梦故，非也。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其梦，衰也；其衰，非梦也。彦升与沈竞名，亦日‘才尽’，岂张、敦为祟耶？”彦升即任，时人亦有“才尽”之说，那是另有原因，容另文考之，这里……

    §§七、历史的回声

    ——汴京包公湖情思

    王大海

    包公湖畔，游人如织。

    新近宣告落成并开放的包公祠内外，观者云集：青年，老者，干部，外宾，农妇……还有身披艳丽时装的摩登女郎，等等。可能受到这座建筑物恢宏气势和沉郁色调的影响，这里较少在一般游乐场所出现的爆发性的欢声笑语，人们的交谈声是低低的，更多的人则似进入了历史的沉思……

    一

    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女孩在询问那位老者：“爷爷，包公官有多大？他是个党员吧？”

    老人呵呵一笑：“他可不是党员，他的官嘛……打个比方，和现在北京市长差不多。不过那时和现在不一样，市长还兼法院院长，要不他怎么该审陈世美的案子呢……”

    红领巾眨着好看的大眼睛还问：“那包公也是个当大官的，他怎么不向着当官的，敢情他们内部闹矛盾吧？”

    老者收敛了笑容，拉起孙女匆匆走开了：“小孩家，莫乱说。”

    二

    蜡像厅是人们驻足较久的地方。那衣着入时的女郎高举纤手在向她的男伴侃侃而论：“秦香莲，窝囊！换了是我，俩孩子交给老包处理，自己走自己的路，找个比陈世美强的气气他”。

    男伴红着脸，声音低八度：“那不是因为爱情嘛！”

    女郎的声音提高八度：“他不爱她，她还爱他个屁，贱脾气！”……

    三

    在正殿里，在呈古铜色的、*肃穆的包拯像前，两位f部模样的人在低声交谈。

    甲：我看这包公祠可以附设党校分校或特别班，联系历史，联系实际学习，对不断整顿党风大有好处……

    乙：人大会议选出新的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应该到这里举行宣誓就职典礼……

    四

    附近几个人，从他们的言谈听来大概是科技工作者。

    其一端详着两口铜铡在自语：这铡……还显小了一点，威慑力不足……现代人的胆子比古人大多了。

    又一位也是心不在焉地：“我在想……”

    “你又在想什么，我倒真愿意听听你在包黑子大殿上还能搞个什么发明创造？”

    “西方不是有什么‘测谎器’么？我想在两口铡上能不能安个什么电子装置，凡是贪官污吏或有严重以权谋私行径者，一接近它，铡口就会发出龙吟虎啸之声……”

    “这样一来，如果让现任官吏到这里列队走过，其中某些人的表情一定是十分好看了！”

    “设想好得很，可惜，不等你的发明创造成功，恐怕已经把你安排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

    五

    另有两位中年人，一个较胖一个较瘦，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思辨性争议：

    胖者：“*”那会儿提出“清官比贪官可恶”，到底是什么道理我至今没有弄通。是否因为清官多了，围泰民安，就延长了封建皇朝的统治；倒不如多几个贪官，民不聊生老百姓就会起来闹革命，因此，客观上就是贪官推动了历史前进。

    瘦者：那是他们故弄玄虚的“理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实质上叫“做贼心虚”。“反清官论”者，其实不过是怕“影射”，怕人们论清官骂昏官，骂来骂去骂到他们头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六

    一位带有深度近视眼镜的，看样子像历史教员一流，独立中庭，徘徊沉吟，似有无限感慨地叹息：

    “包拯的时代已过去近千年之久了，逝者如斯！人民怀念他，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刚直不阿，因为他伸张了正义，因为他用锋利的铡刀斩断了一颗颗罪恶的头颅，他是我们漫长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总应该是法治而不再是人治的时代了吧？国际歌唱得何等好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

    “难道还应该寄希望于‘清官’，难道还要向一位清官顶礼膜拜？为什么……”

    七

    暮色已经苍茫。我们离开了包公祠。在归途上，我们在为听到了这些话而凝思。

    忽然想起了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的话：

    “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

    我想补充一句：

    膜拜清官的人民更是不幸的！

    §§八、疗妒方

    邹人煜

    贾宝玉在经历了晴雯之死以后，痛恨蛊虿之馋，忽发奇想，要王道士开一付疗妒方，王道士开的药方是：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贾宝玉听了说：“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道士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吃过了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说完哈哈大笑，呆公子这才发觉上当。王道士说的倒有几分实在，“除死无大病，要饭不再穷。”死了，自然是不会再妒的了。只是到底也没有开出疗妒的好方子。吃梨炖冰糖，是永远治不好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说不定有些疗效，这里我也开上一付，有此病者不妨一试。

    病历：嫉妒，为人类常见病多发病，病程数千年，遍布全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大敌。得此病者，邪热互结，浊气不降，开谣琢之颓乐，转春温之严寒；阻前进之步伐，扼创造于摇篮；毁团结为沙砾，变文明为愚顽。宜先表后改，防外邪之内传。

    症状：此症始得时，遍身发冷，对新成就新创造若冰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有成就者是他的朋友，他则立即冷而远之，甚至见面若不相识；如果有人问起这朋友的成就，则凛然笑曰：不知道。如果有成就者是他原来的部下或原不知己者，则更嗤之以鼻：这算什么，比起人家来，“戴草帽亲嘴——差一大截”哩！我们要是干起来，都比他好，不过我们不高兴出风头罢了……如此等等，都属寒症；如不及时诊治，病情会急剧发展，到重时，邪热浸透肌肤，里实已成，对一切新事物由冷而恨。对超过己者，常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因而细过微瑕，均予放大，一颦一笑，皆是厉阶，甚而谣诼之后，诋毁中伤，更甚而设计东窗，蓄意陷害，运用关系网，三天两头告小状，反正舆论一造，即泼水难收，不管怎么样，压你头十年再说，而人生又有几个头十年哩！

    方剂：此症万不可补，只宜攻下；主药为巴豆大黄，辅以生姜，方歌曰：二物备急逐停寒，干姜巴豆大黄丸。望患此症者，及时诊治，毋讳疾忌医，贻齐桓之悔！

    §§九、为书生气辩枉

    李汝伦

    书生气，在人们的语言里是个贬词，比饭桶、混蛋似乎好些，和愚蠢、迂腐差不多。有位朋友就因常常被指为书生气而烦恼、晦气以至自责。但久了，多了，似乎麻木了，贬则由他贬去。当然有时也反抗一下：“书生气又怎样，我是书生，自然有书生气，难道我应该有市侩气、流氓气？”反抗有效，对方语塞了。可过后，贬斥者照旧贬斥之，嘲笑者依然嘲笑之。笔者不想为这位被加上书生气的朋友辩枉，而是觉得“书生气”之被当作贬词未免冤枉，因此很想为“书生气”一辩，期能正之以视听。

    一

    先说书生。书生就是读书人，并且靠书本立身立命的。书生的社会地位可高可低，在尚未高上去或高上去又跌下来之后，总是被人横加白眼的。诗人黄仲则就心酸地写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李贺则感叹：“请君直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王侯将相中，书生出身的人还是不少的，因为有条“学而优则仕”之路可走。为唐太宗打天下而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就是所谓“十八学士”，科举时代，尤其如此。不过书生一旦拜了宫，也往往就拜辞了书生二字，如同“人猿相揖别”一样，书生气也就逐步消失，别人也不再以书生称之。李白当翰林不过几天，但势利眼们必敬之日“李翰林”，杜甫的工部官，也不过“从八品”，相当现代的县科级，可是千百年来总有人恭之为“杜工部”。这如同现代称什么长，什么主席、主任或什么书记一样，也不问是中央书记，还是村支部书记，反正是书记，大小都是书记，书记总比书生吃香。

    二

    再说气，气本来是拿不起触不到的东西，但在哲学家、阴阳家、医学家们眼中，气却是极可观的物质存在。《幼学琼林》上为什么说“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降者为地”？因为大哲学家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生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家便叫五气。时令也是气的变化更易，春天来了，叫阳气转，夏天到矣，叫暑气蒸，秋天呢？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辩》），仿佛还有感情；欧阳修说：“其气粟冽，砭人肌骨”（《秋声赋》），似乎还是带刺的。一个皇朝到了末日，叫“气运衰”。在王充看来“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可见人本身也是一种气。医学家在人体上一样发现了气，如精气、脉气、血气……人死了，一切气都断掉。

    既然人是气，什么人便有什么气，帝王有天子气，领兵打仗的有将军气，尊命打仗的有兵气，纵横家有纵横气，官有官气，吏有吏气，老百姓有民气，佳人小姐有脂粉气，市侩、流氓、阿飞也各有其气；书生，又岂得无书生气乎！

    现代心理学家虽然不说人就是气，但也把人当作是有气质的动物，气质是先天生成。但上面所说的那些气，却是由社会环境、教育、职业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气质。列宁认为，心理、意识，都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可见，无论什么人的什么气，都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人的心态在一定场合的物质表现。

    三

    书生们靠书本求生存，求发展，书本似乎已成了他们的生命。清代才子李调元的“万卷楼”被火焚毁，他呼天抢地：“不如竞烧我，留我待何如！”书里有古圣今贤，高才大智和各种人事活动。书生们钻进书本，等于步入一个纵横上下的巨大社会，五光十色的环境。他们嗜书，“腹中贮书一万卷”（李颀），“算胸中，除却五车书，都无物”（辛弃疾）。书成为他们的腹中物，因此言行之间，言吐之中，总会流露出某种书生气。

    当然并非一切嗜书的人都能保存着书生气。一旦封官赐爵，经商致富，书生气就会被老爷气、阔气所异化。当了汉奸，入了黑社会，就沾上奴气、匪气，受了其他什么影响，也会染上别的什么气。

    书生气多的，如“读书破万卷”的杜甫，“苦节读书”的白居易，即使当了官，还能像“陈元龙湖海之气未除”那样，保留着书生气。他们二位都当过左拾遗的官，一个曾要“致君尧舜上”，一个“但歌生民病”。看到皇帝或朝廷“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的，就开口说话。这本是法令规定的职责，然而一旦真的尽职尽责，却常常免不了倒霉。现代书生们接受导师、领袖授予的“批评武器”，自以为“帮助党整风”乃义不容辞，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千金重诺。可是“百千万缕书生气，出洞纷纷尽化蛇”，原来有个“阳谋”在洞口等待，闻者不但不“足戒”，反而使言者都“足”了罪，“阳谋”指处，人形变了蛇状。

    高尔基也是有书生气的，尽管他已是大名人，身在上层，是列宁、斯大林的座上客，但他对肃反，对待旧知识分子，他的主张人道，主张宽容等等，却吃了“武器的批评”。他曾说，“如果不是书籍，我就会被愚蠢和下流淹死。”然而几乎淹死他的，恰恰是书籍外的恩蠢和暴虐。

    南北朝时的宋主明帝建了座备极奢华壮观的湘宫寺，自吹这是他的“大功德”，可是竟有位不知趣的叫虞愿的书生，当着明帝的面说：“此皆百姓卖儿贴妇之钱所为，佛要有知，当慈悲嗟叹，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也许是明帝顾全佛家面子，对他没开杀戒，而只“逐下殿去”，这位书生可谓沾了佛光。河南省商丘县有位叫吴杰的，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大搞不正之风的顶头上司，招来了头上的大帽，足下的小鞋，最后以自杀结束了他的书生气。遗书上还写着“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诗句。

    吴杰的顶头上司比起明帝来，不知小了多少倍，然而淫威却大得多。吴杰的死，法律上是自杀，道德上是他杀。

    在所谓聪明人、马屁精、市侩们看来，这是愚蠢，是祸由自取。也许吧，如果他们没有书生气，而有点奴才气、市侩气，顺情说好话，奉上一批“天子圣明”、“先生高见”类的话，或者明哲保身，默不吭声，就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可惜他们不善或不屑此道，脑中只相信圣贤书中所云不差，只相信官方文书、规范、法令等条文和做人的道德准则。

    四

    自古以来，一切帝王或类帝王，几乎都会说一套动听的美如西子王嫱的词句，“总是满篇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点仁义道德”（*）。即使暴君也会把自己扮成仁君圣主，他的桀纣之行，简直就是尧舜之道。实际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鲁迅）。

    书生气所以书生气，就是太轻信，不知这些仁义道德中有假有骗。可是应该贬斥、嘲讽的，难道不是这些假和骗，反而是书生吗？

    用书生气去从政和应付复杂的社会，固然总是碰壁、吃亏直至下场可悲，然而也总会赢得社会同情和历史的肯定。这就说明：书生气并非什么坏东西。把书生气当作贬词使用的心理根源，一是来自封建积习，市侩心态，奴才气质；二是来自“左”的政策和偏见。

    黄仲则叹息书生“百无一用”，在混浊的官场，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天下，人欲横流的社会或人际关系中，确乎如此。但也不过止于“无用”，总还保留个“无罪”的身份。由于仇视书籍，进而仇视书生，“读书越多越反动”，一霎时，斯文们“扫地都休”。现在，书生们不再反动，观念中似乎还香得很，可是“书生气”却并未香起来。

    社会上贿赂公行，勒索合法，走后门已是“小巫见大巫”，按规章办事，循正途而行，往往行不通。反而遭到嘲讽、贬斥，而对于歪风邪气，则似乎理所当然，见怪不怪。

    书生们“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学的就是圣贤书中的圣贤话。然而能听圣贤话的毕竟是少数，况且著圣贤书的本人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圣贤。社会上多见的还是俗气、粗气、邪气、恶气。书生气在“天地合气”中是极为孤立的一气。旧社会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我想，倘若遇见市侩、流氓、恶霸、贪官污吏和老“左”们，也是“说不清”的，尽管你手中“有理”。

    五

    在贬斥、嘲笑书生气的人们看来，书生气无非是不谙世故，不识俗理，人情欠练达，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官场关系，缺乏应付手段；走路好直行，看问题比较简单，天真、轻信，不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经验，动不动就“书生意气”一番。

    在钩心斗争、尔虞我诈以及“兵不厌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或在交易所里，书生们吃败仗那是不在话下的。但笔者总觉得至少在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中，最好还是能多些书生气。那正表示古圣今贤书中鼓吹、提倡的东西，如道德准则和情操等等，总会多些人实践，总会抵制一下那些恶浊粗俗的东西，社会风气就会比较干净些、清新些。如果书生气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未尝不会形成一股社会监督力量，给那些恶浊粗俗之气增加一点顾忌。

    笔者在为书生气辩枉之后，我的朋友一面表示感谢：“诚如君言！”一面却又说：“你老兄也是十足的书生气了，理想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行不通的！”

    笔者说：“老弟，从这句话看，你的书生气转嫁给我了，想不到我的辩枉结果如此。可是我呢，如果真的是书生气十足的话，那么，我宁可学学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样，我善养吾书生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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