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

    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一九七九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绺绺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唯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一九七九，又不能不从一九七五说起。一九七五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幵，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气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

    怪吧？后来经常有人问我，创作为什么会选择工业题材？哪是我选择工业题材，而鳧工业题材选择了我，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当别人的命运介入了你的生活，并决定着你的命运时，是很无奈的。当时我在会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己将要承担的生产任务，有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我从会场上叫出来，《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来找我，说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要复刊，约我写篇小说。

    我听了有点发蒙，《人民文学》是中国第一刊，我从没敢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当时没有问许以何以会来找我，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不敢问，编辑约稿一般都是撒大网，有鱼没鱼的先捞一网看看，光是在天津就不知约了多少人，我又何必问得太多泄了自己的劲？生着闷气，可鼓着点劲，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宾馆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有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必先写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写发言稿为名，没黑带白地干起来了，夜里干个通宿都没人管，白天到礼堂里找个清静的角落还可以继续写，困了在哪儿都能打个盹儿。

    就这样鼓捣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一九七六年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这下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先是体验了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当时国内的刊物不是很多，凡能见到的都参加进来对《一天》口诛笔伐，甚至连离我那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

    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查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如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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