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我们上初中时，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出过一个作文题目：《长大要接谁的班？》这显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自然是要接革命的班，但具体接哪一行革命工作的班，就是这篇作文的题旨所在了。当时朱大可写的是：要接父亲的班，把医院太平间办成一座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尽管这篇豪言壮语看似荒诞，并招来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却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老师说，这是一篇哲理深刻而且极富想像力的作文，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大课堂办到医院的太平间去呢？

    那时我已在心里立志，将来一定要当一个医生，但是，却不敢在作文里写出来。当时母亲已被停职，正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医院里打扫厕所，我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旗帜鲜明地公然宣称去接她的班。

    高中毕业时，我还是去农村插队了。那是我情绪最低落的一段时期，每次回城探亲，我都流着泪对母亲说，我不想再回去，真的不想回去了。朱大可在这时则显示出了一个男人的风范，他总是讲笑话让我开心，还说一些他在火葬场见到的让人闻所未闻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在工作时，突然听到焚尸炉里传来咕咚咕咚的声音，待他从观察的窗口朝里一望，竟有一具尸体在火中一蹦一蹦地抽搐，看样子像是要坐起来。他吓得撒腿就跑，拉来一位老工人问是怎么回事，人家一看就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并不稀奇，尸体被火一烧身上的肌肉和韧带就会收缩，由于受力不均匀，尸体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看着就像是要坐起来。这种事令人毛骨悚然，我听了还有另一种感觉，我想，尽管朱大可自己对这份工作满意得不得了，却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这都的确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职业，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在那种地方呆一辈子，会变成什么样。我一想到这些，心里也就释然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我处境更糟糕的人。这想法让我心里感觉好过了许多。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感觉，朱大可在我心里才不知不觉地渐渐温馨起来。这种感觉是否来自同病相怜，或者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本能的对他依赖，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晰。

    我去农村插队两年之后，一九七八年还是考入了医科大学。

    事情是出在第一次生理解剖课上。

    医科大学的学生第一次上解剖课，都难免有些紧张。那天我忐忑地走进解剖教室，就见当中的手术台上蒙着一具尸体。一个女生在我身后颤抖着声音悄悄地说，是个男的。当时我有些奇怪，不知她如何判断出这是一具男尸的。这尸体的形状很大，被白布蒙出许多棱角，看上去就像一具坚硬的石膏像。

    讲解剖课的陈教授有些神经质，刚刚五十多岁就已脱光了头发。他并不急于打开尸体，先让大家围在手术台周围站好，然后像个魔术师似的说，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这门功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解剖过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说，很多年前他曾做过一例解剖，在切到颈部淋巴时，尸体突然笑了，当时就吓死一个女学生，几乎所有在场的男生和女生全都尿了裤子。后来才知道，是他在操作时手术刀不小心碰到尸体的笑神经，而这根笑神经又牵动了面部几块还没有完全僵硬的肌肉。

    陈教授一边说，突然就刷地掀开了蒙尸布。

    谁都没有心理准备。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世界的遮羞布都被揭掉了，躺在面前的是一具很年轻的男尸，大约二十五岁，他看上去身材高大，而且骨骼和肌肉都很健壮，大概生前是个运动员，至少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他就那样恬不知耻地仰在手术台上，将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暴露无遗。陈教授显得异常兴奋，那神气就像是一个收藏家在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藏品。他先用艾利斯（一种形状很大的镊子）从尸体的头部一样一样夹起，饶有兴味地讲解说，这是头发，这是嗅觉器官，这是听觉器官，这是视觉器官，这是……一边说，就逐步朝着尸体中间的部位夹去。

    我早已看到了那个地方。其实我第一眼就看到了。

    当时我在心里想，这就是男人啊。我突然感觉受到了愚弄，又觉得有些悲哀和失望我看着陈教授手里的艾利斯，和那只艾利斯上夹着的那一点点小东西。

    一个女生突然在后面嗷嗷儿地呕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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