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的一天，王鹤祥根据张健翼书记的举荐和包森司令的安排，来到地委机关找王一新。见面之后，王鹤祥对王一新说道：“和我去执行一趟任务。”王一新问道：“什么任务？”王鹤祥回答说：“随我到塔院，到那里你就知道了。”王一新二话没说，随着王鹤祥去了塔院村。

    到了塔院之后，王鹤祥将他带到了一个青砖陇瓦高门轴的路北大院里。在那个大院的门口，王一新看到门口两边站着哨兵，便知道这里是首长住的地方。

    走进大院，王鹤祥径直向房门走去。随着一声“报告”，王一新跟着王鹤祥进了屋子。

    屋子里一位穿着整齐灰布军装的年轻首长正在同几个穿便衣的年轻干部在说话，听到报告后转过身来，面带笑容地看了看面前这位穿着绿色短裤、黑色衬衫的小鬼后说道：“哦！原来是个小鬼嘛！”

    王一新拘谨地向面前的几位首长一一鞠了一个躬，然后，有点不自在地站在旁边，等待着首长的命令。那个着装的年轻首长看着这个精干的小鬼，很和气地问道：“多大了？”

    王一新随声回答道：“十七岁。”

    “我们这里可没有好吃的哟！”年轻首长开了一句玩笑。

    听到首长的一句玩笑话，王一新心里暖烘烘的。平时利嘴利舌的他，这个时候半天才挤出了一个字：“嗯！”

    这时，集合号响了，年轻首长给王鹤祥叮咛了几句，王鹤祥便带着王一新出去了。走出大门之后，王鹤祥告诉王一新：那个穿军装的首长就是包森司令员，戴眼镜的是李楚离政委，那一位是焦若愚书记，张建翼书记就不给你介绍了，都是几个大官。路上，王一新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些大领导找我这个小兵干什么？我能干了什么？

    王一新随着王鹤祥一边走一边纳闷，不觉走进了司令部斜对面的一个院子里。王一新进门以后，才知道那个院子里住的是王少奇。

    王少奇几个正在吃饭。王少奇和王一新是老熟人了，在张健翼书记那里，他们经常见面。王少奇一边吃饭一边招呼道：“没吃就吃吧，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的，好菜就是小葱拌豆腐，咱们都是一个伙食标准。”

    王一新他们刚刚吃过，也就罢了。王少奇一边吃饭一边对王一新说道：“找你来是让你到北平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安排好后你和鹤祥同志一块出发。”

    王一新心里很纳闷，不太高兴地问道：“我刚从北平回来，怎么又去北平？是不是又让自己去北平搞地下工作？”

    “不是这样，是另有任务。”王少奇说道：

    “什么任务？”王一新急切地问道。

    王少奇接着说道：“咱们冀东十三团刚刚组建，包司令指挥部队打了好多胜仗，开辟了根据地。最近他考虑十三团要有一个威武的军容，布置让我们敌工干部在北平敌人的心窝子里给部队制作了一千套军装，安排利用敌伪的车辆将军装运回来，需要一个即对北平地理熟悉又精干的人带钱过去。你在北平呆过，年龄又小，不易被敌人察觉，包司令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带上购置军服的钱，和鹤祥同志一起去北平。到北平后将钱交给鹤祥，然后协助他把服装运回来。”

    年仅十七岁的王一新，还是第一次正式接受上级交给自己这么重要的任务，心里即兴奋又有点儿紧张，大声中略有一点颤抖地说道：“放心吧，绝不会让首长失望！”

    王少奇接着说道：“你这次去北平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咱们平西根据地抗日大学的这些招生广告带去，让你们那个北平冀东抗日小组贴到北平的大街小巷里，有问题吗？”

    “保证完成任务！”

    王一新学着老战士们接受任务的样子，嘴里应承着，两脚并拢立正，很标准地敬了个军礼。王少奇见他穿着绿色短裤，上身仍是黑色学生制服，虽然举止正规，可仍是一脸孩子气。心里想：这老包也真能耐，寻摸了这么一个小家伙去送经费！是的，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半大的小孩子能腰缠万贯！

    此时此刻，在王一新的心里，更加产生了对包司令的敬仰和佩服。“蒲城愣娃”包森曾因生擒了日本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而成为天皇钦点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中国将军。叶剑英将军曾称赞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冀东一带名气很大。这么一个一个日理万机，战功赫赫的司令员，对他这个刚从北平回到冀东的小兵竟能那么了解！特殊任务的人选竟能选定到自己头上。此时此刻，王一新感觉自己非常荣幸！

    接受命令以后，王一新立即返回，着手准备去北平完成任务。

    回到地委机关之后，王一新赶紧进行了化装，然后随王鹤祥去了北平。

    腰缠万贯的王一新一路上高度警惕，巧妙化装，顺利地抵达北平。

    到了北平之后，王一新便将钱交给了王鹤祥，然后住在了恒通运输栈的老朋友曾宪才（拉排子车工人的头头）家里。住下以后，王一新就去联系了张静溪。在张静溪的安排下，北平冀东抗日小组的王自成、张殿和、汪炎贞、田春秀等人都来了。张静溪很快布置了招生广告张贴的任务。任务完成之后，张静溪根据汪炎贞的请求，批准她和王一新一起到盘山根据地区去。

    经费比较充裕，王鹤祥用王一新带来的钱兑付了材料费和缝纫技工们的加工费之后。差不多还能剩一半。王鹤祥趁陈老板组织人打捆缝包的时候，到汽车行雇了辆六轮卡车，大模大样地到日本人开的衣庄购买了一千五百条皮带和一千五百条军毯，又到门柜胡同买了一千五百副绑腿。

    一切筹备妥当，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装备安全地运出北平的问题了。

    王鹤祥知道在北平耽搁一天，就会有一天的危险，如果不慎出点纰漏，就会前功尽弃。他丝毫都不敢含糊，抓紧时间筹备运送的车辆。

    本打算以警防队四区队的名义到警防司令部要车，但又一想，觉得不太好，这种事，只能混过一时，总有败露的一天，那就等于把董雄飞搅和进去了。于是，他换了一套衣服，戴上新民会的胸章，便轻车熟路的去了新民协会，到那里去借车。

    到了新民协会之后，车倒是有，只是司机们都嫌路程远，怕路上遇到八路军，没有人敢出车。

    王鹤祥白跑了一天的瞎道儿，车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心急火燎地写了封信，让陈老板转交给董雄飞。然后在王雨香的指点下，找到了私营汽车行的孙经理。

    孙经理听说运费给的多，当即答应给他送货。孙经理的慨然应允，使王鹤祥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为保险起见，王鹤祥先给孙老板付了一半定金，并告诉陈老板，另一半儿回车时再结清，孙老板慨然答应了。

    万事俱备，就缺装货的人手。就在此时，董雄飞派亲随刘万均、王志卿、张小亭三人到了北平。王鹤祥见那三人来得正是时候，人手绰绰有余，大喜过望，就到附近找个酒馆儿，陪他们吃了一顿饭，喝了一点酒。

    吃饭期间，刘万钧对王鹤祥说，董雄飞临来时交待，有事可以找总部军需处的李处长，他们是拜把兄弟。王鹤祥听了很高兴，赶紧问道：“能不能找他借辆车使使？军车运输可就安全多了，我还可以少雇一辆车，省下一点钱。”

    “我去一趟总部问问就知道了。”刘万钧回答道。

    吃过饭后，刘万钧立即叫了辆洋车到军需处去找李处长。

    刘万钧很快就带来了好消息，他回来后高兴地说道：“妥了！等会儿车就过来，东西先拉到三大队防区，让张锡禄再转到盘山，等会儿我写个条儿，让他给装一车西瓜拉回来。”

    “太棒了！”

    王鹤祥高兴地说道。他立即通知王一新和汪炎贞，还有以警防队军官身份到北平治伤痊愈的张殿和说：

    “张排长穿上军装，算是押车的；王一新和汪炎贞，有人盘查就说是董雄飞的亲戚，等车装好之后就跟车回警防队，让董雄飞送你们回蓟县。”

    “你不跟我们一块儿走？”

    汪炎贞好像心里没底似的问道。王鹤祥说：

    “我还有一车东西明天拉回去！你们放心，军车没人敢问。”

    第二天早晨车到之后，王鹤祥就指挥开始装车。为了安全起见，把电台和医疗器械装在车箱底下，上面才是打了包的军装，很快就将所有物资装上了车。

    王鹤祥把《通行证》和货运单向张殿和交待清楚，嘱咐他们有人盘查如何应对等事项之后，才挥手告别。

    天完全黑下来之后，车行孙经理的车按时开到，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剩下的打包军装和皮带、绑腿又满满地装了一卡车，蒙上苫布用刹绳拢好。

    虽然是夜里，白天的暑气散尽，但几个人仍出一身臭汗。洗巴洗巴，谁都不想饭吃就睡了。王鹤祥却不敢睡，他一直守到天亮，才叫醒三人换上军装吃早饭。

    大约七点多钟，王鹤祥这个“上尉”和刘万钧坐在车楼子里，王志卿、张小亭分别站在车门两边儿的脚踏板上保驾，驶向北京城外。

    战乱年代被日伪黑暗统治的北平，早晨算是最安静的时刻，白天的喧嚣和夜生活的纷扰，以及日本兵扛枪列队巡逻走过的脚步声，人们已经见惯不惊。然而，坐在车楼子里的王鹤祥，一颗心怎么也安静不下来，虽然两边儿有张小亭和王志卿在车门观察动静，毕竟那两个人只是来帮忙的，不会那么精心。所以，每通过一个路口儿，王鹤祥都会长出一口气儿，一直平安的到了朝阳门。王鹤祥一看表，还不到八点，离开城门过卡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让王鹤祥真正体验到了度日如年是啥滋味儿！城门里的哨兵横端着步枪，走过来，走过去，那一下一下的脚步，好像踩在王鹤祥的心上，跟着“咚咚咚”地跳。一队日本鬼子和一队伪军一前一后地从汽车旁走过去，使王鹤祥那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另一队鬼子和伪军从汽车旁再走回来，他们这才明白，是敌人在换岗。

    王鹤祥身上惊出的冷汗还没下去，城门“吱呀”一下打开了。他们赶紧发动汽车，向城门驶去。

    排在前头的装备车，没检查就开过去了，鬼子的站岗哨兵一打手里的小红旗儿，王鹤祥从驾驶室里下来，敬过礼后，双手递过各种证件，连同两包富士山牌儿的鬼子烟，给了那个值班的鬼子。

    这边儿检查证件，另一边儿一个伪军身后跟着个鬼子，围着汽车转了半圈儿，嘴里嚷嚷着：“卸下来检查检查！快！”

    张小亭和王志卿赶紧凑上去，一边儿说着好话儿，一边往两家伙口袋里塞烟。车这边儿刚商量好，那边儿鬼子又叫上了：

    “你的、你的！证件的检查！”

    张小亭、王志卿、刘万钧和司机赶过去，分别递上证件，验看无误之后，验证的鬼子对掌旗儿鬼子说了句“开路”，伪军应声虫儿似的说：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王鹤祥和刘万钧等行了个军礼，各就各位，司机一放刹车，总算开出了朝阳门。这个时候，大家才算松了口气儿。

    出了北平城，并不等于平安无事，由于汽车装载过高，车身侧歪得很厉害，卡车在泥洼不平的路面儿上一点都不敢开快，象蜗牛一样缓慢地爬行着。车走得越慢，王鹤祥的心里越焦急，唯恐遇到敌人捣乱，三个多钟头的行车，对王鹤祥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

    一直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车子总算开到了平谷县和三河县交界处的小灵山抗日堡垒村。王鹤祥按约定按了一长两短汽车喇叭，等候多时的十三团一营一连，在山上摆动旗号，分散在附近的骡马驮子，立刻迤逦而出，足足有五十多架。把货物清单交给前来组织接货的张锡禄。赶驮子的民工们，三下五除二地把货卸下车装上驮架后，王鹤祥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吩咐司机调头返回北平。

    完成任务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王鹤祥点燃了一根香烟，一口气吸下去小半截儿。他想把心里的压抑一股脑随着烟雾喷出去。但是，此刻的王鹤祥已经是太劳累，太困倦了！，一只烟都没有抽完便睡着了。刘万钧赶紧把王鹤祥捏着的烟卷儿拿下来扔出车窗外，把自己的肩膀靠上去，想让他好好地眯一小觉儿。谁知就在这时，汽车“嘎吱”一下停下来。

    王鹤祥一个激灵醒来，见车头的前面有两个人拦住了车。他小声嘱咐司机不要熄火，自己便下车去应付。王鹤祥将面前的两个人仔细辨别了一下，便知道这是三河县的北关路卡。

    一个伪警官见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上尉，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这个上尉从车上下来之后，没有向这个警官敬礼，警官心里有点不高兴。便拿起架子说道：“在下姓李，想搭你的车进北平办点事儿，行个方便吧！”

    “不行，我们有公务在身，请长官搭别的车吧！”

    王鹤祥怕惹鬼上身，当然不肯让他们搭车，谁知那家伙是个滚刀肉，越发以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架势强施硬化起来：“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过，还没有敢不让我搭车的呢！今儿个你让搭也得搭，不让搭也得……”

    此时，灵山方向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王鹤祥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担心货物运送过程中遇到了敌人。就在王鹤祥一愣神的功夫，那个李警官命令身边的背枪警察说：“石焕，先上车再说！”

    “不行，我说不能搭就不能搭！”王鹤祥斩钉截铁地说道。

    王鹤祥见李警官纠缠不清，一怕夜长梦多，二怕在他的地盘儿上自己吃亏，觉得还是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走为上策。于是命令司机开车！司机一轰油门儿，那个伪警官喊了起来：

    “先别走，下车接受检查！

    王鹤祥大怒，抽出战刀向那姓李的伪警官辟头砍去。那伪警官猝不及防，急将身一躲，闪过了刀锋。但战刀还是砍在了伪警官的左耳岔上，左耳朵却被削下半儿拉。登时，鲜血顺脸淌下来。伪警官手捂被砍的耳朵，抱头鼠窜了。王鹤祥大言骂道：“你他妈的，误我军机大事，任你告去吧！”就在此时，那个往车箱上爬的警察石焕，见张小亭和王志卿赶紧凑过来，以为都是当兵的，必是前来拉一把，就把大枪先递了上去，那料王志卿手接过枪，却用脚去踩那警察勾上车帮的手指，警察受疼不过，“哎呀”一声掉下地，摔了个四仰八叉。王鹤祥赶紧跳上汽车，“啪”的关上车门，“嗡”的一声，车身启动，疾驰而去。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过关卡。值班的哨兵追出来，哪里拦截得住？开出一百多米远，王志卿才把那条大枪扔下了车。

    关卡上的哨兵此时才想起开枪，但汽车早已跑到了射程之外。

    任务完成了，王鹤祥紧张的心情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没有料到，他们冲卡之后，三河北关的那个伪警官将情况夹杂了些虚假，电话报告了北平宪兵队。这样一来，惊动了北平大大小小特务机关。特务们到处跟踪卧底，入户清查，闹得北平乌烟瘴气。通往蓟县的各要路口都有特务把守，严密盘查。面对紧急情况，王鹤祥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抓紧时间办完了一切遗留手续，把刘万钧、王志卿、张晓亭3人叫到一起，说明现在北平风声很紧，给他们每人100元钱，让他们化装逃离虎口。3人在此与王鹤祥分手了。

    刘万钧三人走后，王鹤祥更换了一身警防队的服装，赶上永定门开往昌黎方面的火车，暂住在昌黎果园的亲友家。几天之后，通过各方面关系的帮助，才辗转回归了蓟县。

    再说完成了任务的王一新，带着汪淡贞顺利地回到了蓟县。住在了王凯臣（蓟县城关党支部书记）的家里。

    第二天是蓟县大集，为了鼓舞蓟县百姓的抗日斗志，扰乱敌人的军心。天黑之后，王凯臣、张则良安排大家连夜到蓟县城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王一新的任务是到伪警察局周围散发传单。

    大家抹黑进城，避开敌人的岗哨，开始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经过半夜的努力，整个蓟县城里大街小巷都是抗日的标语和传单。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便迅速撤离，回到王凯臣家里。

    次日，县城满街的标语、传单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老百姓奔走相告。日军惊恐恼怒，立刻封锁了县城，所有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日伪军、警察全部出动，进行了全城大搜捕。鸡飞狗跳强地折腾了一天，但最终一无所获。在出城困难的情况下，新民会（特务组织）成员、地下党员周连奇将他们送出了蓟县城。

    革命大熔炉的锻炼，使年轻的王一新不断进步。在冀东西部地委工作期间，他一直在张健翼书记身边，和李楚离、李子光、焦若愚、李尚武等冀东的领导同志经常来往。这些领导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强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王一新有很大的影响，领导们对他的进步帮助很大。

    在冀东西部地委工作的日子里，王一新不怕吃苦，积极工作，成长成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1940年冬，冀东军区为了培养干部，决定选拔优秀的战士到后方学习。当时一共选拔了200来人，王一新便是其中的一员。

    确定了出发的时间之后，张健翼书记慈祥地向王一新交代：“到了后方要好好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并给了王一新一把手枪，让他做防身用。临走前，张书记交给了王一新一个条子，条子上这样写道：“小葛：王一新同志去你处学习。王一新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但未举行入党仪式，学习结束后，还请分配回我处。小赵（张健翼的原名赵观民）。”

    在去平西的途中，路过大海坨，王一新得知李子光同志也在大海坨停留，惊喜万分。他立即赶去见了李子光。

    一见面，不等李子光开言，王一新便像爆米花一样劈里啪啦地汇报了他这一段的情况。李子光一边叼着烟袋一边用慈祥的眼神看着这个快人快语的小老乡。等王一新汇报完后，李子光用手指了一下正在外屋烧火的一个小伙子喊道：“大为，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小胖子（年轻时候的王一新长得胖乎乎的，大家都叫他小胖子。）！

    （刘大为，河北省唐山市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十三团宣传队长、军区特务二连指导员、军区政治部干事、军区尖兵报编辑，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文艺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新华社随军记者，东北野战军九纵一三八师团政治处主任、师宣传科长等职，解放后任军委空军文化部首任文艺科长、抗美援朝时期参加第一、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代表兼总团文工团副政委、《解放军报》机动记者，总政文工团编导等职。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理事，冀察晋文艺研究会理事冀热辽分会副会长。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20世纪50年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主要作品有散文《南进路上》三联出版、通讯《志愿军英雄张积慧》新华社、人民日报通稿、话剧《安第斯山风暴》总政文工团演出、歌曲《我们的旗帜到处飘扬》抗战时期曾流传于国共两军、并入选九。一八以来名歌选、电影《水库上的歌声》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等。作品《南进路上》曾被选入解放初期中学语文教材。作品结集《刘大为文集》4卷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3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应声走了过来，和傅克礼貌地见了面之后，又去烧火做饭。

    不一会儿，刘大为便把饭做好了，他们三人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从此之后，王一新和刘大为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到了平西之后，王一新被编入西进大队。西进大队大队长是十三团三营营长赖邦，教导员是原十三团一营教导员张树先，班长是石英。入班后，傅克将纸条交给了石英班长。石英告诉他：“你自己先保存好。”到了后方以后，石英便向王一新要了张书记的条子，然后转给了区党委组织部。

    联大学员在平西停留了几日，然后继续南进。1940年12月初，到达了目的地——苏各庄（晋察冀边区分局所在地）。

    入学之后，王一新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学院六队，六队队长是乔道三（河南省偃师县夹沟村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九月，来到了革命圣地廷安，进入陕北公学，一面学习、一面工作。道三同志喜爱文艺，擅长画画。在偃中学习时，就曾以画笔为武器，绘出祖国的锦绣河山，画出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画出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和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为了发展这些特长，一九三九年初，组织上调他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又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艺术部深造）。

    在华北联大文学院学习期间，王一新记忆最深的就是由当时的王莘和田崖老师教他们唱的那支歌，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松花江的旁边》，歌词是：

    松花江的旁边，长白山的下面，亲爱的弟兄在血战，英勇地保卫着草原。

    战死的埋在那里，活着的站到前线。

    从松花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战马还要自由地跑，骑兵们要更勇敢。

    为着亲爱的土地，我们要用血肉来斗争……

    黑土里埋着祖先的尸骨，草原上流着弟兄们的血，我们的东北还是奴隶。

    我们的队伍要奔向草原，在那里要会见联军的弟兄，在那里我们要一同作战。

    ……

    这支歌表达了关内的八路军要配合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的决心和信心。

    王一新对这首慷慨激昂的抗日进行曲非常喜欢，在联大学习期间，几乎每天都在哼唱，成了他一生中记忆最深的一首歌。

    后来，他从联大文学院回到冀东军分区司令部之后，就将这首歌带回到部队，将这首歌教给了司令部的干部战士，激发了官兵们满腔的抗日怒火，鼓起了战士们杀敌的决心和勇气。

    王一新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学习半年之后，1941年6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将王一新调到了联大文工团。

    联大文工团的团长是沙可夫（联大文学院的院长兼），副团长是丁里，艺术干事是侯金镜等人。

    在联大文工团里，傅克非常敬佩的是艺术干事侯金镜。

    （侯金镜，天津人，1938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演戏并写作。曾将高尔基的《母亲》改编为话剧上演。1939年调晋察冀边区，创作宣传抗日的歌词、宣传剧。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文学组组长。1943年到阜平县深入生活，任县抗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高街村剧团演《穷人乐》。历任晋察冀联大文工团干事，冀西阜平抗联会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华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长。建国初期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做领导工作。1954年冬调任《文艺报》副主编，同时写作文学评论。1961年发表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反对简单化批评，维护作家的创作个性，引起较大反响。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党组成员。长期从事文学组织、文学编辑工作，并多年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着有评论集《部队文艺新的里程》、《鼓噪集》、《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等。散文《漫游小五台》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很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文革”中被送往湖北咸宁干校，强制参加重体力劳动，猝发脑溢血逝世。）侯金镜长王一新三岁，中等个子，身材匀称，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上有一股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他对工作中的所有事情都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文工团的干部战士都尊称他为侯老师。

    1941年下半年，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熊熊燃烧，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消极抵抗、曲线救国以及实行一党专政的政策，使整个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早已沦为日寇殖民地的冀察冀广大敌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彭真、聂荣臻为首的各级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毛泽东“在敌后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终于在晋察冀边区，建立起了一个享誉中外的被毛泽东称之为“模范的根据地”：同时边区政府还公布了“施政纲领二十条”（简称“双十纲领”）。在敌后这片“晋察冀模范根据地”里，人民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真正站了起来，头上没有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宣传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鼓舞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热潮，是联大文工团的首要任务。

    侯金镜凭着高超的艺术才华，编排节目，编写和教唱革命歌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根据高尔基的同名改编的话剧《母亲》，得到了根据地领导的高度重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几个主要文艺团体进行了联合演出。

    生活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作为从小酷爱文学，十三、四岁就崇仰鲁迅，追随革命，十五岁就参加革命的侯金镜，以他文化人特有的敏锐，感受到这孕育着生命的强大生命力，以澎湃的激情，奋笔疾书，以饱满的生活气息，以最朴实的形象的词语，又创作了一部组歌——《晋察冀民众四唱》。

    组歌分四个部分：

    一、生活的歌儿唱得响：歌中唱出了根据地人民的欢喜之情。

    二、民主的歌儿到处歌唱：唱出了人民如今当家作主与敌伪暴君统治成为鲜明对比。

    三、军民合作打日寇：唱出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唱出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四、拥护“双十纲领”的情绪高：表达了人民对党的统一战线以及人民政府为人民，做公仆的伟大形象。

    组歌的歌词深深的感染着同一时代文工团音乐组的阵地，张非、刘沛、卜一、陶申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以发自心灵的乐感激情，谱写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冀察冀民众四唱》曲谱。

    《晋察冀民众四唱》内容很好，联大文工团特意进行了排练。王一新参加的是童声演唱组。《民众四唱》中那饱满生活泥土气息、朴实形象的词句让王一新非常佩服和热爱，他演唱的十分认真。

    文工团的第一场出演，是在晋察冀三分区进行的。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詹才方、政委王平和大家一起在台下观看。那场演出别开生面，以文艺的形式，用老百姓的语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赞赏。

    经过多场出演之后，《民众四唱》在根据地反响非常大，大大激励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风发意气。

    在联大文工团那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一新经常向侯金镜请教，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谈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鲁迅，谈苏联和俄罗斯作家。侯金镜渊博的学识和对战友的坦诚相待，给王一新留有深刻的印象。侯金镜十分很喜欢王一新快人快语、赤诚热肠的性格和品行，王一新从侯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质量。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1941年12月，党中央号召“精兵简政”，联大文工团解散了。侯金镜去了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省接壤的阜平县“抗联”代职。王一新回到了冀东军分区做机要工作。

    分别之后，王一新念念不忘战友，念念不忘战友的佳作，他走到哪就把《民众四唱》唱到那。《民众四唱》在战友中，在冀东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2000年，王一新到翠微大厦去买电器，热心的售货员请他试一下音响的效果，王一新抓起话筒，引吭高歌，唱了那首久违了的《民众四唱》，博得了一片喝彩。放下话筒的老人却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的老战友侯金镜的下场比自己更惨！他的心里非常难过。

    文革之初，侯金镜是中国作协常务理事、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时常无缘无故的被揪斗。因为心中有怨气，他对林彪一伙在文革期间造成的混乱局面非常反感。1968年的春天，在一次在机关打扫房间卫生的时候，侯金镜看着墙上挂着林彪的画像，不由得忿然说了一句：“政治小丑”。这一句话给侯金镜带来了滔天大祸！他为此挨批、挨斗、挨打，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1969年9月，侯金镜被押送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干校，瘦弱的书生被强迫脱坯烧砖，盖房修墙，围湖造田，割麦插秧，牧牛养鸭，拉车掏粪……繁重的苦力和非人的折磨时间长达五年之久。

    整整五年，他以患高血压、心脏病的多病之躯，长期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重病发作也得不到休息和救治，甚至发了高烧，仍要去挑大粪浇菜地。1971年8月8日，这位老八路、新中国的文化名人被活活累死在向阳湖。因为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后只能用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把遗体搬上一辆载重汽车后面的敞篷里，送到武汉火化了。火化的时候，造反派不让他的夫人胡海珠陪着去，最后连骨灰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侯金镜是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离开人世的，但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战士对党的忠诚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按照常人的思维，侯金镜的最后几年，遭遇的是奇耻大辱，忍受的是非人的折磨，满腹冤气、怨气的侯金镜应该对强行带给他无限冤屈的党组织无比的怨愤。但是，不管自己受到了多么大的冤屈，他始终都没有改变对党的那片赤子之心！就在被造反派无理扣押的1200元工资发给他之后，他连想都没想，也不跟妻子儿女商量，就全部交了党费。

    每每想起自己的好友，王一新总是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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